邢台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实施办法
河北省邢台市人民政府
邢台市人民政府令〔2011〕第15号
《邢台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邢台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实施办法〉的决定》已经2011年12月19日市政府第四十七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 刘大群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邢台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实施办法
（2010年6月25日市政府第二十九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2011年12月19日《邢台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邢台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实施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创造整洁、舒适、优美、和谐的城市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社会进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根据《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市区内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市城管执法局）是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区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邢台县、桥东区、桥西区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统一部署和要求，做好本辖区内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
市规划、建设、爱卫、环保、房管、卫生、交通、公安等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做好市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第四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事业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健全以公共财政为基础的多元化投入机制，推进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业的市场化、社会化进程。
环境卫生作业单位应与环境卫生作业人员订立劳动合同，依法办理社会保险，逐步提高环境卫生作业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
第五条 电台、电视台、报社、网络、文化、教育等单位，应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的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市民的城市意识、环境意识、公德意识，倡导文明卫生的生活风尚。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享受整洁、优美、文明、和谐城市环境的权利，有维护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爱护环境卫生设施的义务，尊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专业作业人员的劳动，不得妨碍其履行职责。对损害、破坏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行为有权劝阻、制止和举报。
对在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中成绩卓着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县（区）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第七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实行责任区制度。
城市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场所的所有权人是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人。所有权人、使用人、管理人之间约定管理责任的，从其约定。
第八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按下列确定：
（一）城市道路、桥梁、地下通道、公共广场、公共水域和公共厕所，由维修养护单位和清洁作业单位根据职责分工负责；
（二）街巷、居住区和城中村，由街道办事处或者建制镇（乡）人民政府负责。居住区实行物业管理的，由物业服务企业负责；
（三）火车站、公共汽车始末站、机动车停车场、公园、宾馆、商场及其他公共场所，由经营单位或者管理单位负责；
（四）机关、团体、部队以及学校、医院、厂矿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区域，由本单位负责；
（五）城市集贸市场、展览展销等场所由经营管理单位负责；
（六）城市各种摊点由从业者负责；
（七）城市内的河道及两侧管理区域，由河道管理单位负责；
（八）城市绿地由管理养护单位负责；
（九）施工现场由施工单位负责，尚未开工的建设用地，由建设单位负责；
（十）城市内铁路按土地使用范围，由铁路运输企业或者相关单位负责。
对临街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不明确的，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书面告知责任人。
第九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邢台市门前责任区管理规定》，重点加强临街责任区管理，对临街责任区责任人签订门前包市容、包卫生、包绿化“三包”管理责任书，定期组织检查，公布检查结果。对不履行责任的，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人应依照国家、省、市规定的城市容貌标准和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做好责任区内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
第十一条 市区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容貌和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应保持整洁、美观。主要街道建筑物、构筑物外立面每年清洗一次或每两年粉刷一次。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委托专业企业代为清洗、粉刷，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对不支付费用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二）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的造型及外部装饰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临街建筑物阳台应全封闭，窗外和屋顶不得吊挂、晾晒或者堆放影响市容的物品；
（三）临街建筑物立面上安装的防护栏、空调外机、遮阳篷统一规范并做到安全、整洁、美观；
（四）沿街残墙断壁和破损设施，产权人或者责任人应及时维修、更换或拆除；
（五）临街门店应保持店容店貌整洁美观。门窗不得遮挡装饰，保持干净整洁，无贴画、贴字，无乱设标牌。门窗设置应选用优质先进材料，不得采用外置封闭式卷闸门窗。大型临街门店的门窗确需张贴装饰或外置封闭式卷闸门窗的，应符合市统一的形象张贴标准。
（六）城市街道两侧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围墙不得擅自开门挖窗；凡需开门挖窗的，应报经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按照要求的时间、标准和期限施工，并做到装饰规范，符合市容标准。
第十二条 城市道路及其他公共场所设置的交通、通讯、邮政、电力、互联网、有线电视、市政公用、环境卫生等设施，应保持安全、整洁、完好，并与周围景观相协调，出现破旧、污损、丢失的，维护单位应及时修复、更换或者补设。
第十三条 城市主要街道两侧的建筑物与街道设分界的，应选用绿篱、花坛（池）、草坪或者透景、半透景的栅栏等作为分界。对现有封闭式围墙，除国家法律、法规有规定的外，应改造为通透式。对不宜绿化的裸露地面应以铺设便道砖等方式进行硬化。
临街树木、绿篱、花坛（池）、草坪等，应保持整洁、美观。栽培、整修或者其他作业遗留的渣土、枝叶等杂物，管理单位或者个人应在当日内清除。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清除；逾期未清除的，处每平方米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第十四条 城市夜景照明设施，应按照《邢台市夜景灯饰管理规定》，进行建设、管理和使用。
第十五条 禁止在城市建筑物、构筑物、地面和其他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喷涂或者粘贴小广告等影响市容的行为。违反规定的，责令清除，对具体行为实施者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对组织者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内容涉及伪造证件、印章、票据等违法行为的，由公安部门依法查处。
禁止在城市道路及其他公共场所吊挂、晾晒物品。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十六条 在市区内设置户外广告牌、标语牌、招牌、指示牌、画廊、橱窗、霓虹灯、灯箱、条幅、旗帜、显示屏幕、充气装置、实物造型等，应遵循《邢台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和《邢台市户外广告设置规范》。
法定节假日或全市性重大活动等，悬挂的临时性标语牌、条幅及设置的充气装置、实物造型、显示屏幕等，节日期或活动期过后，应立即撤除。
利用悬挂物、充气装置、实物造型、显示屏幕等载体设置广告，应在规定的期限和地点设置，期满后及时撤除。
违反上述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应向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广告设置的位置、规格、色彩及效果图等资料。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自接到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办理相关手续。未经批准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的，责令限期拆除，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未按照批准内容设置的，责令改正。
大型户外广告的界定，由市政府规定。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上张贴、张挂宣传品等，应经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规定的期限和地点张贴、张挂，期满后及时撤除。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每处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举办户外宣传活动应保持周围环境整洁。
第十九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街道办事处，应在街巷、居住区选择适当地点组织设置公共信息栏，为发布信息者提供方便，并负责管理和保洁。
第二十条 在城市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不得擅自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确需临时堆放物料、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的，应征得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擅自在城市道路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按占地面积每平方米处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擅自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拒不拆除的，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一条 市、县（区）政府可以确定设置临时市场（含早、夜市市场）的街道、路段、场地，可以确定允许摆设摊点的城市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二条 在政府确定的城市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摆设摊点的，应向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做出批复。经营者应按批准的时间、地点和范围从事有关经营活动，并负责经营范围内的环境卫生。
擅自摆设摊点或者未按批准的时间、地点和范围从事有关经营活动的，责令停止经营；拒不停止经营的，每次处二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在市区内行驶的交通运输工具，应保持外型完好、整洁。运输液体、散装货物、垃圾的车辆，应具备全密闭运输机械装置，避免泄漏、遗撒。造成泄漏、遗撒的，责令清除，并按污染面积每平方米处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在人行道（台上）、小街小巷、广场、公园、市场等公共场所内，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并结合我市实际，科学划定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点。
机动车、非机动车应在划定的地点停放，排列整齐，不得影响市容和通行，严禁乱停乱放。机动车未在规定的地点停放的，予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离。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市区内的施工现场作业应遵循下列规定：
（一）在批准的占地范围内封闭作业；
（二）临街施工现场周围设置安全护栏和围蔽设施；
（三）停工场地及时整理，并符合安全标准；
（四）拆除建筑物、构筑物，采取防尘措施；
（五）对车辆进出施工现场道路进行硬化；
（六）渣土及时清运，保持整洁；
（七）驶离施工现场的车辆保持清洁；
（八）施工排水按规定排放，不得外泄污染路面；
（九）工程竣工后，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
（十）设置防污地排、车辆冲洗设备和环境卫生保洁人员。
违反前款第（一）至（九）项规定之一的，责令施工单位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结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事业发展需要和本市社会经济状况，根据城市布局、自然环境、现状特点，依法组织具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编制符合城市容貌标准和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的城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城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确定的城市环境卫生设施用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或者擅自变更。因特殊情况确需变更的，应依法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七条 城市新区开发、旧城改造、道路新（改）建等建设工程，应依照城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配套建设公共厕所及生活废弃物的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理等城市环境卫生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交付使用。所需经费列入工程预算，由建设单位负担。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参加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设计方案的审查和环境卫生设施的竣工验收。
第二十八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人对责任区内的垃圾、粪便应及时清运，依照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违反规定的，予以警告，责令改正，不足一吨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超过一吨处每吨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人对责任区内的积雪，应及时清扫和铲除，违反规定的，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城市生活垃圾逐步实现袋装化，实行分类收集、集中处理和综合利用。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实行收费制度。产生城市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依照有关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第三十条 医院、屠宰场、制药厂、生物制品厂、化工厂等单位产生的工业固体废弃物、医疗废弃物以及其他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有毒有害废弃物，应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单独收集、运输和处置。禁止混入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违反规定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三十一条 建筑垃圾的管理和处置，按照《邢台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处置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餐饮业和单位食堂产生的餐厨垃圾，应按照规定单独收集、存放，由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运输企业运至规定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所。
餐厨垃圾不得出售、倒运或者擅自处理，不得将餐厨垃圾排入下水道、河道，不得与其他垃圾混倒。违反规定的，对个人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禁止在市区内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畜、家禽。因教学、科研以及特殊情况确需饲养的，应经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违反规定的，予以警告，责令限期作出处理；逾期不处理的，予以没收，并处每只二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在市区饲养宠物，不得影响环境卫生。对宠物在道路和其他公共场所产生的粪便，饲养人应即时清除。违反规定的，责令清除；拒不清除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从事车辆清洗、维修经营活动，应在室内进行，不得占用道路、绿地、公共场所等。违反规定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城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组织新建、改建或者督促有关单位新建、改建公共厕所，并设置明显标识。
新建公共厕所应为水冲式。对已有旱厕要限期改造。城市集贸市场、旅游景点、车站、广场等，应配套建设全天对外开放使用的水冲式公共厕所。
城市商场、饭店、旅馆、体育场（馆）、停车场等公共建筑和公共场所的公共厕所应对外开放。鼓励其他沿街单位的厕所对外开放。
公共厕所的保洁应达到并保持墙壁无乱写、乱画，沟池、管道畅通，及时冲刷，无粪便外溢，定期消杀蝇蛆，空气流通，无恶臭，设施完好。
第三十六条 禁止下列影响环境卫生的行为：
（一）随地吐痰、便溺；
（二）乱丢瓜果皮核、纸屑、烟头、口香糖、饮料罐、塑料袋、食品包装袋等废弃物；
（三）乱倒污水，乱丢电池、荧光灯管、电子显示屏等有毒、有害物品；
（四）焚烧树叶、垃圾或者其他物品；
（五）占道加工、制作、修理、露天烧烤、沿街散发商品广告；
（六）在街巷和居住区从事商业性屠宰家畜家禽和加工肉类、水产品等活动；
（七）其他影响环境卫生的行为。
违反前款第（一）、（二）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处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违反前款第（三）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处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违反前款第（四）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违反前款第（五）项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违反前款第（六）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统一设置摆设在城市街道上的垃圾容器，并派专人清掏、清洗，保持外观完好。如有损坏或者丢失，应及时维修或者更换。
第三十八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做好公共厕所、垃圾场（站点）、污水坑（沟河）和街道雨污水收水口等处的消杀工作。对单位内部的厕所、垃圾桶（箱）等非社会公用设施的消杀，实行有偿服务。
第三十九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损毁环境卫生设施。违反本款规定的，责令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迁移、改建、停用环境卫生设施和改变环境卫生设施用途。违反规定的，责令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因市政工程、房屋拆迁等确需拆除、迁移或者停用环境卫生设施的，应事先提出拆迁方案报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并按照规定重建或者补建。
第四十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作业推行市场化。鼓励单位和个人兴办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作业企业。对从事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作业的企业，按国家规定减免有关税费。
第四十一条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的企业，应具备国家规定的专业技术条件，经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从事经营。对未经批准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的企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人可以委托或者以招标的方式选择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作业企业，由作业企业负责责任区内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作业，责任人向其支付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作业费用。
由财政性资金支付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作业费用的，应采取招标的方式确定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作业项目承揽的单位。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人应与作业项目承揽的单位签订书面合同。
第四十三条 环境卫生作业企业应遵守环境卫生作业规范，达到国家或者本省规定的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
鼓励采用机械化作业方式对道路和公共场所的清扫、保洁。清扫、保洁应在规定的时间进行，减少对交通和居民生活的影响。
第四十四条 对垃圾处理实行特许经营。市政府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选择垃圾处理投资者或者经营者。具体实施办法，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对执法人员加强教育、培训、监督，提高执法人员素质，规范执法行为，遵守法定程序，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经市政府法制办公室资格审查、法律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第四十六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主管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依法对直接主管人员和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行政执法的；
（二）收取罚款未出具罚没收据的；
（三）打骂、侮辱当事人的；
（四）故意损坏、擅自处理或者侵占当事人物品的；
（五）对应受理的举报、投诉不受理，对已受理的举报、投诉不调查、不处理的；
（六）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第四十七条 阻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者侮辱、殴打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专业作业人员妨碍其正常工作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的，由市城管执法局依照行政处罚法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有关规定，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
第四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自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
◇陈进 清华大学法学院 博士生
关键词: 框架合同 个别合同 德国民法典
内容提要: 《德国民法典》制定时没有规定框架合同，理论上也并无研究，德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发现有必要将这种特殊的协议单独考虑。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式提出框架合同的概念后，理论上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框架合同基于合同自由原则而存在，可以适用于多种类型的债之关系，框架合同是否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德国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在我国目前交易实践中框架合同运用广泛，司法实践中也审理了很多此类纠纷。从法律定位上看，框架合同属于债法总则规范的内容，框架合同和在其范畴下订立的个别合同是独立的两个合同。
框架合同（Frame contract, Rahmenvertrag），是指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同一类型合同（个别合同），提供基本框架（架构）和基本条件的合同。[1]德语中 Rahmen 的本义是框架、范畴，因此 Rahmenvertrag 也被译为范畴合同[2]、架构合同[3]。德国法上，除了用Rahmenvertrag 描述这种特殊的协议之外，也有提到 Mantelvertrag[4]、Richtlinienver-trag[5]的，Mantel 的本义是“外套、外壳、外罩”，Richtlinien 的本义是“方针、指导路线”。这种词源上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框架合同的含义。[6]框架合同一般见于长期合作关系过程中，它主要调整在框架合同的范畴下订立的所有或大部分个别合同中普遍存在的问题，[7]即对个别合同中普遍适用的合同条件事先在框架合同中作出约定。
框架合同是源于德国法的概念，目前在我国交易实践中运用广泛，本文将对德国法上框架合同的产生历程与理论现状进行简单梳理，以期对我国框架合同理论研究以及司法实践中框架合同纠纷的解决有所裨益。
一、框架合同在德国司法实践中的演变
1898 年《德国民法典》制定时没有规定框架合同，理论上也没有关于框架合同的研究。其后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发现有必要将这种设定反复债的关系但又不同于继续性供给合同的协议做单独考虑。当然，从法院意识到有这种必要到框架合同的概念正式被提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以下几个判例在框架合同概念产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 1912 年鲜花供给案[8]中，原告是花卉经营者，被告是一个鲜花零售商。被告与原告签订的鲜花购买协议第 5 条约定：在原告经营品种和存储量的范围内，被告可以随时要求原告供应其需要的鲜花，并且被告有权随时到原告的花圃中挑选。本案审理过程中争议的焦点是：第 5 条的内容是否构成继续性供给合同。在帝国法院（Reichsgericht）的最后裁决中法官认为，第 5 条的内容不构成继续性供给合同，因为买方（被告）的自由选择权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缺乏确定性，[9]但是构成买卖鲜花的“预约（Vorvertrag）”。裁决中虽然使用了“预约”的称谓，但是其想表达的就是今天所谓的“框架合同”，[10]因为它是以事先订立的总合同和事后依该总合同订立的个别协议的结合为基础的。当然，今天看来，预约与框架合同并非等同的概念，并不能做同样处理。[11]有学者认为，双方订立的鲜花购买协议不构成继续性供给合同，但双方在持续的一段时间内在鲜花购买协议的框架下订立多个个别购买合同，符合框架合同的本质，只是法官首先发现的是反复出现的大量同样的个别合同，并认为这些个别合同是当事人交易的基础，故将前面的“合同”称为预约。[12]同样的情形在《德国民法典》实施之前的法院裁决中[13]也出现过。
在 1935 年供水企业破产纠纷案[14]中，被告自 1927 年开始经营所居住城镇的自来水供应业务，1931 年 6 月 21 日该企业（被告）宣告破产，其后，企业的破产管理人继续为居民供水。8 月，城镇居民主张破产宣告之前未结清的有关水费的债务为破产财团债务，理由为：他们与被告之间的供水合同为继续性供给合同，并且供水仍在继续。1935 年帝国法院的裁决认为，被告与居民之间的供水合同为基础合同，在它的框架下，反复性的供水关系得以持续订立。同时认为，基础合同类似于以前案件中提到的预约。[15]实际上，无论是本裁决中提到的基础合同，还是以前判决中提到的预约，都是指今天的“框架合同”。[16]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在法学著作中，预约也被看作继续供给合同的替代方法，预约、基础合同、框架合同的概念被等同对待。[17]例如，有学者认为，基础合同应该与规范合同区分开来，其所称的基础合同实际上就是框架合同。[18]还有学者认为，在预约与正式合同之间，存在着一种所谓的基础合同或框架合同。[19]
在 1942 年解除代理合同案[20]中，被告是原告经营的自卸车在某区域的独家代理人，依据双方合同的约定，原告有义务每年提供给被告 100 台自卸车，大约每月 10 台。但合同没有规定被告购进自卸车的义务。帝国法院认为，生产商有供货义务，但被告并没有订购的义务，因此该案涉及的是框架合同，而不是继续性供给合同。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供货方是否有权利解除合同，法院最终否认了供货方（原告）基于被告违反个别合同而主张解除框架合同的请求。但法院同时指出，一方当事人在非有重要理由的情况下多次违反个别合同的，可以构成解除框架合同的理由。[21]该裁决主要解决框架合同的解除事由以及框架合同与继续性供给合同的区别问题，法院认为，继续性供给合同无效时产生《德国民法典》第812 条以下条款规定的不当得利返还责任，而框架合同的无效并不一定对个别合同产生影响，个别合同可能仍是有效的。[22]法律后果的不同是框架合同与继续性供给合同的主要区别之一。[23]但该裁决对于双方之间的协议为何应认定为框架合同并没有过多地谈论，可能也正因为如此，该案并没有被认为是德国法上明确提出框架合同概念的首个案例。[24]
在 1967 年出版合同纠纷案[25]中，原告是一个书籍、期刊的销售商，其采取的一系列促销手段（如上门送书等）为某些出版社的杂志赢得了更多的订户。原告最迟从 1951 年开始，就销售被告（Henri-Nannen 出版社）出版的“Stern”画报，但他们之间并没有书面的协议。通常的做法是被告指定画报的最终销售价格，并允诺最终销售价格的 50%为原告的利润，即原告每期杂志的进价为最终销售价格的 50%。到 1961 年底，每期画报的价格是 50 分尼（Pfennig，原德国货币单位，相当于 1/100 马克），原告可保留 25 分尼，但原告必须负担其他杂费，如杂志的运输费用、包装费用等。从 1962 年 1 月 1 日开始，被告将每期画报的最终销售价格提高到了 60 分尼，但考虑到运费等杂费的增加，规定原告的进价为每期画报 27.5 分尼。同时，由于广告的增多，每期画报的页数以及重量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根据原告提供的一份清单，从最初平均每 50 页重大约 100 克增加到 1962 年平均每 140 页重 500 多克。实际上，1957 年起，原告就试图从被告处得到更高的回扣，用于抵偿日益增高的运输费用，但一直未果。虽然书籍期刊销售商联合会的一些措施已促使部分出版社给出了更优惠的条件，但被告仅愿意对某些大的期刊销售商和期刊汇总销售商作出让步。1963 年 9 月原告要求被告赔偿 1963 年上半年自己因“期刊超重”而额外支出的费用。被告拒绝了原告的请求，并告知原告：原告的广告部门应该征募新的订户，那么被告将直接将杂志寄交到新订户家里，即被告负担新订户的杂志运输费等杂费，但对于已有订户，原告则必须自己承担相应的杂费。1964 年 1 年，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从 1962 年 1 月到 1963 年 10 月底多支付的所有期刊杂费共计 9891.73 马克。初审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了原告的上诉请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继续性供给合同（Sukzessivlieferungsvertrag），因为作为出版社发行杂志的销售商，原告并没有允诺永远或者在未来相对长的一定时间内销售被告的杂志。同时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所谓的反复性债之关系（Wiederkehr-Schuldverhaltnis），因为原告每次向被告订购杂志时，都是订立一个新的合同，所以双方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提到的基础合同或预约（Grund-oder Vorvertrag）。[26]当读者直接从出版社购买报纸或杂志时可以适用反复性债之关系，但销售商购买则不然，因为还涉及订户，即销售商有义务从出版社购买杂志，同时还有义务将杂志转交给订户。因此，销售商与出版社之间不仅存在一系列连续的应订户需求的个别购买合同，而且存在一个有关个别购买合同的框架合同，它是长期存在的债务关系，但对于交易的细节并没有达成协议，而是需要根据交易习惯及实际需求来确定。因为有了调整长期交易关系的框架合同存在，事后的个别合同通过接受个别的订货请求的方式就可以订立。[27]基于此，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之间是框架合同关系，当事人所有以框架合同为基础的个别协议都是有效的。被告的行为并不构成合同义务违反，因为框架合同并没有规定出版社有义务将杂志的页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出版社也就没有义务负担因页数增多而产生的额外运输费用。[28]
综上，《德国民法典》并没有规定框架合同，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首先看到了把这种协议纳入法律的需求。1912 年的鲜花供给案中，帝国法院发现在一个总协议的基础上类似的个别合同大量地反复被订立，但囿于当时的理论研究水平，该总协议仅被视为预约（Vorvertrag）；1935 年的供水企业破产纠纷案中，帝国法院首次使用了基础合同(Grundvertrag)的概念，来描述这种为反复性的供水关系设定框架的协议，并将它与预约等同；1942 年的解除代理合同案中，帝国法院的裁决中已经提到“框架合同”（Rahmenver-trag）的概念，但该案侧重于框架合同与继续性供给合同的区别问题，故并没有对框架合同本身的特征及构成做过多研究。随后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逐渐意识到仅仅接受一系列彼此互不约束的个别合同作为法律上的一种存在形态是不合适的。因此，在1967 年 11 月 6 日出版合同纠纷案的裁决中，联邦最高法院正式使用了今天的“框架合同”的概念来描述一系列个别合同之上的总的受约束的协议。概言之，框架合同是德国法院为了更好地处理新交易形式下产生的纠纷，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
二、框架合同理论在德国法上的发展与现状
（一）框架合同理论的发展
框架合同是产生于德国判例上的概念，联邦最高法院正式提出并使用这一概念前后，理论界也开始对框架合同有所关注。最初的研究集中于框架合同与其他类似债之关系，如预约、继续性供给合同等的区别。Dieter Henrich 在《预约、选择权与优先权》中，以“基础合同”这一称谓来描述框架合同，他认为框架合同与预约的区别在于：框架合同包含的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不具有足够的确定性，因此不能根据框架合同请求订立个别合同，但违反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可以构成合同义务的违反（positive Vertragsverletzung），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或终止框架合同的法律后果。[29]这种观点在后来得到广泛的赞同，一些民法典注释书中提到框架合同与预约的关系时即采此观点。[30]1979 年德国马堡大学有一篇题为《框架合同与继续性供给合同的区别》的博士论文，该文作者 Fuchs-Wisse-mann 认为，继续性供给合同是买卖合同的特殊类型，故它必须包含《德国民法典》第 433条规定的出卖人的交付货物和买受人接受并支付价款的相互性义务，这种相互性义务是继续性供给合同存在的必要条件；相互性义务与框架合同并不矛盾，但相互性义务并不是框架合同存在的前提条件。[31]除了交付和付款的相互性义务外，二者在给付和价格的确定性方面也有所不同：继续性供给合同在确定性方面比框架合同要求更高；框架合同的具体内容可以由事后订立的个别合同确定，并且可以适用《德国民法典》第 315 条以下条款规定的单方给付确定权，但单方给付确定权在继续性供给合同中是不允许的。[32]与Henrich 的观点不同，Fuchs-Wissemann 认为，在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确定性程度以及违反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法律后果方面，框架合同与预约并无差别，这也是框架合同曾被认为是预约的重要原因。他认为，预约与框架合同的主要区别在于，预约并不确立双方当事人间长期的交易关系，而仅仅具有为本约做准备的性质，一旦本约订立，预约的使命即告终结；而框架合同构成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础，除了调整个别合同的订立之外，框架合同还包括自己独立的义务。[33]
随着框架合同理论的逐渐成熟，一些债法或民法著作中开始对框架合同有所关注，如 Fikentscher 教授在其所著《债法》中将框架合同作为债法基础下的一节。他指出，框架合同并不是法定的合同类型，只是基于合同自由原则而得以存在，迄今为止理论上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框架合同不是暂时性的合同，而是长期存在的合同，故其与长期合同、继续性债之关系有密切的关系，主要区别在于框架契约仅仅是为个别契约的缔结确定基本的条件，不必然包含由许多给付总加的给付义务。[34]Larenz 教授在其《民法总论》中将框架合同作为与预约、选择权、优先购买权、意向书并列的主合同外围的交易关系的一种，与 Fikentscher 教授的观点一样，Larenz 教授认为框架合同本身并不产生独立的义务，只有与同时或事后订立的个别合同结合，它才发挥作用。只是在没有特别约定时，当事人订立的个别合同要遵循框架合同中已达成的条件。[35]科隆大学 2010 年一篇题为《供给关系下的框架合同》的博士论文是较新的著作，该文在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供给关系下框架合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涉及框架合同的特征、与其他法律规范的界限、订立与权利义务、义务违反与法律后果、变更与消灭。
（二）框架合同的存在根据与存在意义
德国法上，框架合同并不是法定的合同类型，[36]而只是当事人为了交易便捷而采取的一种合同订立形式，这种交易形式最初在实践中被广泛运用，司法实践中最终承认其存在。如果必须要为框架合同的存在寻找法律上支撑，恐怕只能是合同自由原则。框架合同在法律上虽没有明确规定，但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可以约定以框架合同与个别合同结合的方式订立合同。[37]
合同自由原则使框架合同成为可能，然而，当事人为什么要选择框架合同的形式订立合同呢？原因在于框架合同可以满足实践的需求。以买卖合同为例，供货方和需求方需要经常地反复地订立买卖合同，很多时候还是内容基本相同的合同，但每次都重新谈判、重新缔约会给双方当事人带来巨大的管理和时间上的成本，而且对双方而言还存在不确定的风险，即对方下一次是否会与自己缔约，一些需要反复适用的条款是否订入某一个别合同中等。概言之，反复缔约使双方的合作缺乏稳定性。因此，计划长期合作的企业间常会签订长期协议，但他们通常又不愿意对一个较长期间内确定的货物数量和供货期限等作出约定，因为这会妨碍根据市场情况随时对自己的需求作出调整，从而导致交易欠缺灵活性。而框架合同能够平衡这种符合当事人利益的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冲突。[38]
框架合同的特征在于它调整一项长期设定的、持续存在的交易关系，这种持续的关系是双方对于彼此之间持续交易达成的合意。框架合同并不规定当事人之间具体的具有相互性的给付义务与对待给付义务，而是将其留待将来定期或不定期订立的个别合同规定，[39]但它为双方的合同关系设定了一个基本框架，使合作关系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因为，框架合同赋予当事人特别的长期相互考虑与照顾的义务，基于该义务，双方当事人有义务订立个别合同或者就订立个别合同进行协商与谈判，这对希望长期合作的当事人而言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框架合同的构成与适用范围
从其构成上看，框架合同自身位于较高位阶，因此可以被叫做“总括合同”；当事人在框架合同的范畴之下，订立次位阶的合同，即个别的、完整的合同，后者被称为个别合同。[40]框架合同构成个别合同的基础，框架合同具有补充和完善个别合同内容的功能，因此可以避免重复缔约的繁琐。[41]框架合同与大量的在其范畴下订立的个别合同结合，调整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关系，实现交易目的。
框架合同与个别合同相结合的法律构成可以满足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企业对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双重追求，从而被广泛应用，它的适用领域也已从最初的货物供应扩展到劳务、运输、租赁甚至旅游合同。[42]德国的司法判例上，就出现过不同类型的框架合同，如框架租赁合同[43]、指定代理人合同、信用卡合同、框架供给合同、框架建筑合同等。[44]有学者认为银行与客户之间订立的总的银行合同也属于框架合同，[45]但是现在这种观点已被联邦最高法院明确否认了。[46]法院认为，根据处于长期交易关系的银行和客户间订立的有关结算与贷款的协定，并不能产生独立的可以称之为框架合同的一般银行合同。即使最初的结算与贷款协议是借助于一般交易条款订立的，如果该一般交易条款并不仅仅调整双方的结算与贷款关系，就不构成一般的银行合同，因为一般交易条款并不考虑将来的其他合同，而只是结算与贷款协定的一部分。在结算与贷款协定外，事后利用一般交易条款订立的总的银行合同构成一般合同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为它不具有独立的有约束力的法律效果，独立的法律效果只有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才可以产生。[47]
（四）框架合同是否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
框架合同不调整具体的给付关系，不能直接作为履行的基础，依其订立的个别合同才具有调整具体给付关系的功能。[48]因此，框架合同中关于订立个别合同的约定就至关重要，框架合同是否必须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在德国法学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
支持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观点认为，无论如何框架合同都包含了当事人（至少是一方当事人）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例如，Ulmer 认为，框架合同赋予双方或一方当事人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并构成个别合同的基础和框架，在框架合同的范畴下，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个别合同的订立得以具体化。[49]Fuchs-Wissemann 支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至少框架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有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50]依其观点，框架合同的当事人将他们之间的协议称为合同就已表明他们打算受该框架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约束。[51]Saxinger也认为，原则上框架合同双方都有订立相应的个别合同的义务，但双方可以约定只有一方负有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义务。[52]例如，买卖合同双方约定，应买受人的供货请求，出卖人有义务提供货物的，即表明出卖人有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53]Henrich 认为，框架合同的一方有权依照框架合同设定的条件，在特定时间或随时要求就特定量的或任意量的给付订立个别合同，另一方有应要求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54]Weber 认为，通过解释当事人的意思，可以发现订立个别合同不仅仅是一项权利，而且是一种义务，至少一方负有应要求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55]
另一种观点认为，框架合同并不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而仅仅规定将来订立的个别合同的部分内容，[56]框架合同的典型特征就是自主性与随意性，即当事人享有决定是否订立相应的个别合同的自由。[57]Fikentscher 教授支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通常情况下框架合同不包含当事人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它的功能仅仅是规定当事人将来订立的个别合同的内容，这是它与预约的不同之处。作为例外，框架合同也可以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此时，框架合同同时构成预约。[58]Larenz 教授也赞同此观点。[59]Gebhardt 认为，框架合同确立了当事人在合同存续期间的附随义务和保护义务，但是不产生订立个别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这是框架合同与预约的区别。[60]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既存在包含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框架合同，也存在不包含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框架合同。Wolf 教授认为存在两种类型的框架合同：框架性基础合同（Rahmengrundlagenvertrag）和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Rahmennebenbestimmungsvertrag）。框架性基础合同通常包含订立和履行个别合同的义务；除这种合同外，还有一种纯粹的框架合同，即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它仅仅规定适用于所有个别合同的从属条款（Nebenbestimmung），这类框架合同通常不包含订立和履行个别合同的义务，当事人有订立或不订立个别合同的自由。[61]Gernhuber 认为，框架合同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时，它发挥同预约一样的功能，并且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可能只存在于一方当事人，另一方有是否订立合同的自由；[62]与此同时，也存在不包含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框架合同。[63]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框架合同在我国的实践与理论现状
我国近几年的交易实践中也开始出现框架合同，如《欧倍德中国境内货物采购框架合同》[64]等，司法实践中也遇到了许多框架合同引发的纠纷，如“上海华德美居超市有限公司、欧倍德（中国）管理系统有限公司与上海市玛卡龙涂料有限公司框架买卖合同纠纷案”[65]、“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诉上海某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66]、“佛山市康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庄旭旋加工承揽合同纠纷上诉案”[67]等。从这些案例看，框架合同引发的问题集中在框架合同和个别合同的效力以及二者的关系上，法院要么认为，两个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但避开二者的关系不谈；[68]要么认为框架合同下必然存在多个批次的履行合同，单个具体的履行合同是为了履行框架协议而存在的，并不是独立的合同，因此，基于单个的供货协议产生的纠纷就是产生于框架合同的纠纷。框架合同规定有关本协议的纠纷交由仲裁裁决，则单个履行合同产生的价款纠纷也应由仲裁裁决，法院不予受理。[69]从法院的审理结果来看，法院之所以认为某类合同是框架合同，完全是因为当事人订立的合同以“框架协议”、“框架合同”等命名；与之相应，法院未将其作为框架合同处理的也只是双方订立的合同未冠以此名。这表明从“形式”到“实质”的合同法发展趋势在司法实践中有待进一步深入。
目前，我国民法学界并无针对框架合同的专门研究，只是有学者指出框架合同是在现代社会交易条件下，逐渐产生的新的交易和新的合同理念，[70]是为了解释合同动态系统理论而出现的一个新概念。[71]崔建远教授将“框架合同与个别合同”作为“合同分类”章下的一节，对框架合同的效力以及框架合同与个别合同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72]还有的学者在研究继续性债务关系、长期合同时，顺带提及它们与框架合同的关系并对框架合同进行简单的介绍。[73]但对于框架合同内容的确定性、是否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框架合同与个别合同的法律定位等框架合同理论的核心问题并无涉及。
（二）框架合同内容的确定性与约束力
《合同法》第 14 条第 1 项规定要约的内容必须具有确定性，否则要约无效，再结合该法第 21 条和第 25 条的规定，可以得出，依要约承诺过程缔结的合同自然应符合内容的确定性要求。合同内容的可确定性和确定性基本可以发生相同的作用，故应对《合同法》第 14 条第 1 项“内容具体确定”做扩大解释，将“确定”解释为“确定”和“可确定”的统称。通常情况下，合同的主要内容具有确定性或可确定性即可满足合同成立的确定性要求。
框架合同订立时，双方当事人并没有就所有的细节达成协议，故意就某些事项不作约定与框架合同的目的相符合，[74]但这是否意味着框架合同的成立不需要具备确定性呢？笔者以为，只要当事人希望在彼此之间确立一种有约束力的关系，即确立一种可诉请履行并且可以强制执行的义务，其就应同其他债务关系一样，具有确定性或可确定性，只是框架合同内容的确定性程度可以有所缓和，而不需要像一般合同内容那样严格。
与一般债务关系不同的是，框架合同并不规定具体的给付义务，而是包含了特殊的订立个别合同的约定，除了订立个别合同的约定外，关于质量瑕疵担保、履行方式、履行费用的承担等的约定与一般的合同并无区别，它们的确定性可以通过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得到补充，并且不影响给付的内容，故它们是否满足确定性要求对合同的约束力并无影响。因此，在框架合同内容的确定性方面，应着重考察的是订立个别合同的约定是否具有足够的确定性或可确定性。
订立个别合同约定的确定性或可确定性是指在框架合同的范畴下订立个别合同的当事人、标的和数量具有确定性或可确定性。通常情况下，订立个别合同约定的确定性并不能通过解释或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得以补充。但是订立个别合同约定本身也表明，框架合同的当事人将具体的给付事项留待将来的个别合同规定，从合同成立的角度看，只要双方有意订立合同，即便是特意将某项条款留待日后进一步协商也并不妨碍合同的成立。[75]正如 Weber 所言，合同成立的严格确定性要求在特殊情形下可以有所缓和，而框架合同就属于此种特殊情形，因此，框架合同的成立就构成债之关系成立应具备严格的确定性或可确定性原则的例外，不能因为框架合同的内容不具备足够的确定性而否认其约束力。[76]笔者赞同此观点，理由如下。第一，从当事人的意思角度看，当事人订立框架合同的目的是保持交易关系的稳定性，以框架合同欠缺某些要素而否认其效力，有违当事人的本意。第二，从社会经济角度看，框架合同的订立可以节约反复磋商和缔约的成本，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动辄否定框架合同的法律效力，不太符合节约集约的缔约原则和社会生活的实际要求。第三，从合同法理论角度看，亦有学者提出，在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有合同关系时，应侧重于考察当事人是否有愿意受约束的意思，而对确定性要求从宽把握。[77]
由上可知，框架合同是完全有约束力的协议，一方当事人违反框架合同的约定时，应承担违约责任，而非缔约过失责任，只是框架合同并不规定具体的给付义务与对待给付义务，因此它对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并无太大作用。具体的权利义务产生于个别合同，当事人请求给付与对待给付的根据也只能是个别合同，从本质上看，个别合同是独立的有约束力的合同，只是框架合同简化了其订立程序，并且个别合同未约定的内容可以适用框架合同的规定。
（三）框架合同与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
如前所述，框架合同是否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在德国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根据是否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框架合同应区分包含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框架合同（框架性基础合同）和不包含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框架合同（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的观点更为准确。框架基础性合同通常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虽然像 Fuchs-Wissemann认为的那样，框架合同确立双方之间长期的交易关系，调整多个个别合同的订立，而非在个别合同订立之后即归于终结，但这并不影响框架合同构成预约的本质，框架基础性合同包含的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也应像预约中订立本约的义务一样具有足够程度的确定性，负有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违反义务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诉请其订立个别合同。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框架基础性合同并非纯粹的真正意义上的框架合同。
纯粹的真正意义上的框架合同应是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这类框架合同并不赋予当事人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而仅仅规定可以适用于将来的所有个别合同的从属性条款。Fikentscher 和 Larenz 教授提到的框架合同指的都是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是相对于框架性基础合同而言的，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不包含订立个别合同义务是指不包含像预约中那样具有足够确定性程度的缔约义务，不得直接诉请订立个别合同。但是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仍然可以包含双方或一方当事人为个别合同订立进行协商谈判的义务，违反该义务可以构成积极的合同违反（positive Vertragsverletzung），并产生损害赔偿责任。[78]从法律适用上看，该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是《德国民法典》第 280 条第 1 款、第 241 条第 2 款和第 311 条第 2 款。[79]从我国法的规定来看，该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依据是《合同法》第 42 条第 3 项、第 60 条、第 107 条。
（四）框架合同与预约的关系
德国学者在阐述框架合同是否包含订立个别合同义务时，均将框架合同与预约进行比较，其原因可能在于框架合同和预约一样都着眼于未来的合同的订立，框架合同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之前相关的法律关系由预约调整，框架合同与预约联系密切。我国法上原没有关于预约的规定，很长时间内，它只是基于合同自由原则可以由当事人约定。2003年 4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 号），对商品房买卖的预约合同做出了规定，其第 4 条规定的商品房认购、订购、预订协议实际上就是预约。我国通说认为，预约也是合同，当事人有履行预约所规定的订立本约的义务，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该义务的，另一方可以诉请法院要求订立本约。[80]本约订立后，债权人即有请求给付的权利，基于诉讼经济原则，债权人得合并请求订立本约与履行本约。[81]需注意的是，这里存在两个诉的合并，依预约只能请求对方履行订立本约的义务，请求履行本约的依据是依预约订立的本约。
框架合同与预约的关系可以概括如下。第一，预约必须包含订立本约的义务，框架合同可以（但不是必须）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82]因此可以基于预约诉请订立本约，但并不总是可以基于框架合同请求订立个别合同。第二，预约具有初步和暂时的性质，本约订立时预约得以履行；框架合同并不具有暂时和初步的性质，而是当事人长期合作的基础，其存续时间长于个别合同，单个个别合同订立甚至履行之后，框架合同仍继续存在。第三，预约与本约属于平行的一对一的关系，一个预约对应一个本约；而框架合同和个别合同则属于阶层性的一对多的关系，框架合同较个别合同处于高位阶且一个框架合同可能对应多个个别合同。第四，框架合同除了调整个别合同的订立外，还调整当事人长期交易的一般规则，只有框架合同的存续期间届满或满足合同解除的条件时，框架合同才归于消灭；预约仅着眼于本约的订立，并不调整长期交易关系。
（五）框架合同和个别合同的法律定位
框架合同并非《合同法》分则调整的典型合同，但可与多种类型的典型合同结合，适用于多种类型的债务关系，因此就法律上的定位而言，框架合同基本上可以被归入债法总则部分。在框架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中，债法总则的规范适用的方式基本相同，以框架买卖合同为例：首先应适用《合同法》总则关于合同订立的有关规定，此外还应适用《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的若干问题解释（二）》的有关规定；当涉及买卖合同的具体问题时，则应适用《合同法》分则（第 251 条以下）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意见》（2012 年 7 月 1 日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 年 6 月 1 日实施）的有关规定。
框架合同和个别合同结合的法律构造决定了，个别合同的首要功能是使框架合同不确定的内容得以确定，因此个别合同须规定具体的给付义务。框架合同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合同类型，当框架合同适用于买卖合同时，当事人在其框架下订立的个别合同就是小的、具体的买卖合同；当框架合同适用于租赁合同时，其后订立的个别合同就是租赁合同。个别合同与框架合同的最大不同在于，个别合同规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合同法》分则调整的典型合同。因此，个别合同可以直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如个别合同调整的是买卖关系时，直接适用《合同法》第 130 条以下的规定，当然也包括《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当调整的是租赁关系时，则直接适用《合同法》第 212 条以下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