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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之比较及其现代意义

胡银月*


摘要：纵观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各家学说有如天空璀璨的群星，然从其影响力来说，儒法两家是足具影响力的学派。可以说，中国传统法制乃在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不断作用中而形成。① 研究二者对当代依法治国和以人为本的方略都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一． 儒家思想概说②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
“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
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二． 古代意义之法治③
可以说，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
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④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
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所以说“礼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①
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
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②

三． 现代意义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法治”的含义和今天我们所倡言的“法治”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么什么是法治? 法治起源于西方社会，在西人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这一简约的概括朴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法治要以良法为基础。为此,他确立了一些立法原则。那么,什么是良法呢?尤其是从现代角度审视,我们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样的呢? 法自君出不会是良法;行刑重轻,法峻刑严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须体现社会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会每一成员的理性意愿,保障每一成员的人权,它是全社会每一成员共同参与并签订的公共契约。人们违反它就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要承担“违约责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会之法律本身应是人民共同意愿的提炼,而不只是反映某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则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而不只是赋予某些人特权。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义、自由和权利, 限制权力，法治亦是这些基本的民主原则的具体体现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场都是率先在西方社会生长并成熟完善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也引进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进与移植远不像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改进那么简单。被移植的法律的规范制约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文化基础,有赖于植入地人文资源是否蕴含法治基因,有赖于植入地植被对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人文世界。“法治的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还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还必须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处理。”民主与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征,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载体,那么,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于中国厚实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承接和转化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即在社会秩序和规范中,“法治”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这就必然给中国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带来困难。

四． 借鉴和启示
虽然今天所倡导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几乎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二千多年前他们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具有客观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是对法的平等适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他们主张公布成文法，法应清晰、简明，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等。①法家思想的这些积极方面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是有利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议论和专制王权的方式，与民主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们今天要的法治。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及专制王权，使得人们观念中缺乏法治的观念。今天中国提倡依法治国，实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质,增强人的法治意识,灌输自由意识、平等的观念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 即使有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虚设。所以,“人”仍然是关键。在古希腊传统文化中,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与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宪政体等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与人性的关系,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也都是从城邦的‘善’来阐释的,从而使法治观具有一种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为更高层次的理想观念品格。如果仅仅在法律层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层,不探讨法律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根源,无以最终确立法治观。”②权力从属于法律,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则国家就会丧失其真正的本质和特征。西塞罗有句名言:“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西方人的这些传统告诉我们,他们的“法治”传统与我们的“德治”传统同样古老而长久。中国人选择了(这里的选择并非主观意志)“德治”为其根本,并影响至今，建立“法治”秩序,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选择了“法治”为其根本,也影响至今。但无论以何为根本,都没有离开“人”这个根本的价值主体。这实际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提高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法治”素养和“德治”素养,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最根本的任务，也是我们要达到法治目标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指引一条宽广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


陕西省宝鸡市人民政府



宝鸡市罚没物资管理暂行办法


宝鸡市人民政府令第24号


《宝鸡市罚没物资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2000年7月5日第四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市长 吴登昌

二０００年七月二十六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罚没物资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本级具有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依法受委托执法的组织（以下统称执法单位）罚没物资的管理。 本办法所称罚没物资是指执法单位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没收的各种物资、不予返还的赃物以及无主物品。
第三条 罚没物资按照财政管理体制实行财政统一管理。市财政局是负责全市罚没物资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市收费管理处受市财政局委托对市本级执法单位依法收缴的罚没物资进行统一接收，管理和处理。
市监察、审计委等有关部门应协同市财政部门对罚没物资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罚没物资均属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隐瞒、截留、挪用、调换、私分或擅自处理。
第五条 市级执法单位在执行罚没物资处罚时，应制作相应的法律文书，并出具有省财政厅统一监制的“陕西省罚没物资专用收据”，注明罚没物资名称、数量、评估单价、金额。
执法单位未按规定使用罚没物资专用票据，当事人有权拒缴，并向市财政、监察部门举报。
第六条 执法单位应持“罚没票据领购”向市收费管理处领购罚没物资专用票据。建立健全罚没物资的交接、验收、登记、保管等制度，确定管理人员，在结案后三十日内由直接行使处罚权的单位将罚没物资上缴市收费管理处。市收费管理处在收到罚没物资时，应向执法单位出具“宝鸡市罚没物资移交凭证”。
第七条 对未结案的罚没物资，执法单位应妥善保管，不得挪作他用。属于暂扣的物资，按《宝鸡市执法单位暂扣款物管理办法》（宝市财发字[1998]78号）的规定办理。当暂扣物资转作罚没物资时，按本办法执行。
第八条 对无主物品，执法单位应在案件终结之日起六个月内上缴市收费管理处。由市收费管理处按按照本办法进行处理。
第九条 罚没物资除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外，应经物价部门估价后由市收费管理处委托拍卖行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规定的程序公开拍卖。
对不能拍卖的物资，应经物价部门估价后进行公开处理。市收费管理处在公开处理罚没物资时，应向购买人出具“宝鸡市罚没物资处理交易凭证”或“宝鸡市罚没机动车辆处理交易凭证”。
罚没车辆、走私车辆和其他机动车辆拍卖后，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第十条 在税收征收管理工作中因欠缴税款扣押、查封的商品和货物，变价处理后用于抵缴税款。
第十一条 易腐烂、变质的鲜活物品和其他易腐烂、变质物品，执法单位应及时就近委托商业部门或在集贸市场出售。
第十二条 在粮食市场管理中，依法没收各类粮食由执法单位依照国家规定处理后，将处理价款按本办法十三条规定上缴市财政。
第十三条 罚没物资的拍卖价款和处理价款由市收费管理处按“收支两条线”规定及时足额上缴市财政。
对公开处理和公开拍卖后的罚没物资价款，市收费管理处应在处理或拍卖后五日内，使用“一般收入缴款书”，缴市收费管理处罚没款汇集户，再按预算科目解缴市财政。
对有特殊规定的罚没物资，由专营单位或执法单位处理的变价款。应在出售或处理后五日内，用现金解款单或转帐支票缴入市收费管理处罚没物资处理收入专户，并注明罚没物资变价收入。
第十四条 市收费管理处统一向市财政部门编报本处及各执法单位收缴罚没物资“办案费用补助”专项支出预算，由市财政局按照财政部《罚没财物和追回脏款赃物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中开支范围予以核拨。
市财政局按上缴罚没物资收入比例的35％作为执法单位办案费用补助，由市收费管理处拨付执法单位用于办案经费补助和奖励力有功人员；市收费管理处在实施罚没物资管理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费、保管费、评估鉴定费等项费用，由市财政局视实际情况核发。
第十五条 执法单位罚没决定错误，原罚没物资应予以返还。按照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一）原物尚未处理且由执法单位保管的，由执法单位及时退还原物；
（二）原物已上缴市收费管理处且未变价处理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执法单位提出申请，报市收费管理处审查同意后，市收费管理处在五日内退还原物；
（三）原物已由市收费管理处变价处理并上缴市财政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执法单位提出申请，市收费管理处签署意见，报市财政局，于五日内开具收入退还书，从市财政退付；
（四）原物已由市收费管理处变价处理，但未上缴市财政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执法单位提出申请，报市收费管理处审核同意后，于五日内退付；
（五）执法单位或专营单位对上述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中所列罚没物资上缴市财政变价款，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执法单位提出申请，市收费管理处签署意见同意后，市财政局于五日内开具收入退还书，从市财政退付。
第十六条 执法单位应对罚没物资建立登记台帐，并向市收费管理处报送罚没物资统计报表；市收费管理处按季向财政局报送市级罚没物资管理情况及相关报表，自觉接受市财政局的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对执行本办法成绩显著的执法单位和个人，由市财政局表彰奖励。
第十八条 市财政局应定期会同市审计、监察等部门加强对罚没物资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对隐瞒 、截留、调换、挪用、私分或擅自处理的罚没物资进行追缴，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本办法第十九条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对执法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由市财政局做出决定；对责任人员的行政处分，由有关部门做出决定。
第十九条 执法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执法单位不使用财政局规定的罚没物资票据，或使用非法定部门印制的罚没财物票据实施处罚的，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对使用的非法票据予以收缴销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国务院《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第十条之规定，给予绛级或撤职处分；以实施罚没的名义收取钱物，不出具票据的，给予开除处分。
（二）隐瞒、截留应当上缴国家的罚没物资及变价收入的，依照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第六条之规定，违反财政法规款额在5万元以上，或者不足5万元，但是情节严重的，对执法单位给予警告，并可处相当于违反财政法规款额2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过以下处分，并可处以相当于本人2个月基本工资以下的罚款。
前项违反财政法规款额在5万元以上，且占全年应缴收入的10％以上，或者不足上述界限，但是情节严重，对执法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并可处以相当于违反财政法规款额20％以上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人员给予记过以上的行政处分，并可以相当于本人3个月基本工资以下的罚款。
（三）对于挪用、调换、擅自处理罚没物资的，依照国务院《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四）利用职务之便，将罚没财物非法占为已有，尚未构成犯罪或者依法免予刑事处分的，依照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处罚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个人非法所得价值不足1000元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降级以下的行政处分，并可以相当于本人1个月基本工资以下的罚款。
前项非法所得价值在1000元以上，或者不足1000元，但是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降级以上的行政以上的处分，并处相当于本人3个月基本工资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 市财政局在做出对单位罚款5万元以上，对个人罚款2000元以上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出申诉。
第二十二条 执法单位对罚款决定进行强制执行所涉及的需变价物资及其他无主物的处理，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罚没物资管理中涉及的票据、凭证由市收费管理处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制发。
第二十四条 各县区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