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2005年3月21日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05
年5月27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县是纳西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自治县内还居住着汉族、白族、傈僳族、彝族、普米族、藏族、苗族、壮族等民族。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同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驻黄山镇。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团结和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逐步把自治县建设成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县的遵守和执行，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实际，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自治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加快脱贫致富步伐，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对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继承和发扬各民族人民爱祖国、爱民族、勤劳勇敢、团结互助、敬老尊贤的优良传统，提倡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社区民主管理制度，发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人民调解委员会、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组织的作用。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民主法制教育，依法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活动和危害各族人民的违法行为，依法惩处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
第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各民族公民的合法权益。各民族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增强军政、军民团结。
第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要加强团结，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作出贡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自治县内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依法取缔邪教组织。
第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归侨、侨眷和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在自治县的合法权益。
第十三条 自治县内的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各族公民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照法律的规定选举产生。
第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纳西族公民应当超过半数，其他民族也应有一定名额，并且应当有纳西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丽江市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政府由县长、副县长、委员会主任、局长等组成。
自治县县长由纳西族公民担任。政府组成人员中，纳西族公民应当超过半数，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
自治县人民政府所属部门的工作人员，纳西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公民应当超过半数。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时，使用汉语、纳西语或者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制作公文使用汉文。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的印章、匾牌使用汉文和纳西文。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培养、选拔、使用各民族干部、各类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重视培养妇女干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优惠政策，引进各类专业人才参加自治县的经济社会建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在自治县各项事业中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设置机构。自治县的机关、事业单位在录用人员时，优先录用纳西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对人口较少的民族，可适当放宽录用条件。
自治县境内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事业单位在录用人员时，应当优先录用当地少数民族公民。
自治县人民政府自主安排补充编制内的自然减员缺额。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勤政为民、廉洁奉公，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各族人民服务。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应当有纳西族公民担任院长或者副院长、检察长或者副检察长。其他工作人员中，应当有纳西族公民和其他少数民族公民。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使用汉语审理和检察案件。对于不通晓汉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制作法律文书使用汉文。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地制宜地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本地方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以农业、工业、旅游业为重点。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业、药业、林果业和畜牧业；工业以水能资源开发为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和旅游商品生产；科学规划、合理利用旅游资源，推进农业、工业、旅游业协调发展。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鼓励和扶持各种专业户和经济联合体从事开发性生产和专业化经营。加强粮食生产，开展多种经营，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增加农业投入，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实施农业技术改造工程，加快农产品加工的基地建设、质量认证和信息网络体系建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农业科技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农业服务体系，做好农业适用技术培训工作。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实行森林的分类经营管理，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生物固土工程，绿化荒山，提高森林覆盖率。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自然保护区、湿地自然保护区和防护林、水源林、特种用途林的管理。严防森林火灾，防治森林病虫害，严禁盗伐滥伐林木和毁林开垦，禁止非法猎捕、采集野生动植物。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林业优惠政策，鼓励集体和个人承包国有或者集体的宜林荒山、荒地、荒滩造林，种植的林木以及农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退耕还林地种植的林木，归承包者和农民所有，自主经营，允许继承和转让。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森林限额采伐。将农民自用材列入年度采伐限额管理，严格凭证采伐制度，确保森林消耗量低于生长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能源建设，积极推广节柴改灶和以煤、电、沼气代柴，减少林木消耗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育林基金，专项用于林业生产建设。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畜牧业。扩大生猪生产规模，扶持发展牛、羊和家禽，鼓励发展特色养殖业，提高畜禽产品商品率。保护草山资源，改良草场。加强兽药、添加剂、饲料管理，实施兽医卫生监督检疫，建立动物防疫体系。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水资源的统一规划和综合利用，完善水利设施，保障生产生活用水，发挥水资源的多种功能。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社会力量和个人利用水面资源，发展渔业生产，做好湖泊、河流的渔业保护管理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地方水电事业的发展，充分利用水能资源，鼓励集体和个人参与水能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对可以由本地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开发利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鼓励各类经济组织和个人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上级国家机关所属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一切经济组织在自治县开发自然资源和进行建设时，应当与自治县经济建设相结合，照顾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争取上级国家机关对自治县基本建设项目的支持。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自治县财力有困难时，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给予免除配套资金的照顾。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扶持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工业园区为依托，发展生物资源加工业，开发民族特色产品，发展铜器、金银饰品、刺绣、编织、雕刻等民族民间工艺产品。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安全生产，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投资及民间资本。对民营企业的投资项目，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简化审批程序，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旅游规划，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加快老君山景区的开发和建设，发挥玉龙雪山景区的品牌优势，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商品，做好旅游产品的宣传促销，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运输事业。采取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加快乡、村公路建设。加强对公路的改造和养护，提高公路等级，对贫困地区公路建设给予扶持。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邮电通讯事业的发展，加快通讯网络的建设。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商业体制改革，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促进商品流通。根据国家的民族贸易政策，对商业、供销、医药企业实行照顾。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国土资源的保护、开发和管理，严禁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城镇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农民的承包地和自留地未经批准，不得改作非农业生产用地。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环境保护，改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推广清洁生产，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对自治县保护生态环境、输出自然资源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报请上级国家机关给予利益补偿。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城镇化建设，在国家帮助下，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分期实施、逐步完善的原则，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县城建设，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环境优美的小城镇。
第五章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国家的一级地方财政，依照国家财政体制，自主安排使用属于自治县的地方财政收入，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自治县享受国家、省、市财政转移支付和其他方式的照顾。国家、省、市下拨给自治县的各类民族专项资金和临时性补助专款，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挪用。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财源建设，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如遇重大灾害或政策性减收增支，不能自求平衡时，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报请上级国家机关给予补助。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国家税法时，根据自治县的实际，需要减免税收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给予减免。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财政收入情况，逐年增加对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保证发展教育、科技的经费。增加对贫困山区的投资。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设立预备费和民族机动金。
民族机动金主要用于贫困地区教育等事业。
自治县的财政预算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人民政府对预算的部分变更，须报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六章 自治县的社会事业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结合实际，自主规划、管理和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卫生、体育等事业。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巩固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成果，大力发展高中教育，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办好学前教育和成人教育，鼓励自学成才。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社会力量和个人捐资助学、办学，推进民办教育发展。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办好民族中小学和寄宿制、半寄宿制学校，在有条件的中学设立民族班，完善助学金、奖学金制度和免费入学等特殊措施，保证少数民族学生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
自治县的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推广普通话。对于不通晓汉语的农村小学，可以采用民族语言和文字辅助教学。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措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教师素质，建设一支素质合格、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鼓励教师到贫困山区任教，对长期在贫困山区工作的教师，在晋级、评优等方面给予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和支持教师在职学习，外出进修，提高教学水平。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建立健全各级科学技术推广机构和协会组织，办好科学技术培训中心，引进和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农村适用科技人才的培训，发挥乡土人才的作用，促进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文化，发展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加强对风景名胜、人文景观、历史遗产、文物古迹的保护管理和开发。支持对民族文化遗产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编纂好地方志。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管理文化市场，加强对文化馆（站），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的建设。丰富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开展对外文化交流。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原生态文化的保护，重视对东巴文化的挖掘、整理和传承，规范使用东巴文字。加强对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及传承人的保护，重视对民族服饰的传承，丰富民族服饰的内涵。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制定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划。建立健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救助和卫生监督体系，健全城乡防疫、医疗、妇幼和老年保健网。重视中医工作和少数民族医药资源的保护、研究和应用。加强对地方病、传染病、多发病、常见病的防治研究工作，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善农村医疗条件，加强乡村医疗队伍建设，鼓励集体办医、联合办医、个人可以依法行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药品、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坚决取缔假劣药品。
第五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宣传服务工作，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第五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体育事业，加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和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重视学校体育和青少年业余体育训练工作。
第七章 自治县内的民族关系
第五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享有平等权利，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建设民族自治地方。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和鼓励各民族干部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促进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之间的团结。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自治县内各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五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民族乡和散居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培养和任用他们的干部，积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逐步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第五十六条 自治县享受国家和省、市规定的各项补贴，实行自治县津贴。
第五十七条 每年4月10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放假1天。同月为民族团结月。
纳西族传统节日“三多节”，放假3天。其他民族的传统节日都应当受到尊重。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自治县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正义的理想与误区
——我国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探讨
张维璋 王建斌 饶馨
[摘 要]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独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组织形式，它的设立初衷是作为审判工作的一个集体领导机构，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要问题。历史上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审判委员会制度越来越显现出与设立初衷的背离，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本文分析了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立的先天的缺陷和实际运作中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的远期目标与近期方案两条进路。
[关键词] 审判委员会 改革 正义 理想 误区
审判委员会制度可以说是我国的一大司法特色。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均未有先例。司法理论一般认为，审判组织形式只有合议制和独任制两种。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部分案件持有最终决定权的并非承办法官本人或合议庭，而在于其审判组织内部设置的审判委员会。而且，无论其地位还是作用都远超过合议庭与独任审判员。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的初衷在于将它作为审判工作的一个集体领导机构，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要问题。从设立至今，审判委员会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在避免错案的发生、提高办案质量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诉讼正义。然而，随着我国司法改革尤其是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日益背离公开、高效的审判机制改革的价值方向，在回避制度、受案范围和工作运行等方面的矛盾与不足也日益凸显。这不仅影响案件审理的质量和办案效率的提高，更从根本上妨碍了诉讼程序的公正与司法正义的实现。可以说，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立的初衷固然美好，也曾在一定层面上发挥作用，但是其在新的实践中却日益偏离正义的理想，进入了万劫不复的误区。
一、 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审判委员会制度脱胎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制度。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后，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司法机构，审判机关在地方采取“合一制”，由各级裁判部兼理司法行政工作，各省、县、区裁判部设部长、副部长、书记、裁判员若干人，并设立裁判委员会。 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41年边区各县成立了裁判委员会，1942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裁判委员会、裁判研究委员会逐渐演变成为人民法庭和人民法庭的审判委员会，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雏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革命根据地学习前苏联司法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制度中因法官独立可能形成的独断，则进一步加速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形成。1948年1月1日颁布的《东北解放区人民法庭条例》规定，村、区人民法庭组织审判委员会，由农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若干人、上级政府委派一人组成，有权判决：当众坦白、赔偿、罚款、劳役、褫夺公民权、有期或无期监禁、死刑，或者宣布无罪。 该条例首次正式在立法上使用“审判委员会”的名称。需要指出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虽然并不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而是集行政、司法于一体，掌管司法决定权的政府机构，但当时的审判委员会与现行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名称、议事规则、目的和任务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类似。
新中国建立伊始，依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废除国民党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废除旧制度，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性质审判制度的历程。创立之初的人民审判机关 大多沿用解放区的群众式审判模式。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司法主管机关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法院组织草案，提出了建立审判委员会。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长及审判员组成。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刑事、民事的重要或者疑难案件，并为政策上和审判业务上的指导。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以下简称《人民法院组织法》）正式颁布，规定在我国各级法院内部建立审判委员会，作为对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组织，并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审判委员会的职权。 1955年3月10日，召开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形成了一些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都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从此，审判委员会作为一种法定制度被正式确立起来。
依据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在这一制度建立之初，主要强调它总结审判经验的职能，附带研究重大疑难案件。这一时期对不同审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要求是有区别的，中级以上的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主要是总结审判经验，而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则侧重于解决重大疑难的个案问题。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左倾思想主导了司法工作，各级法院成了为扭曲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工具。有些地方审判委员会的部分职能则由诸如“院务会”等机构来完成，审判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大大降低。 1962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段时间里，审判委员会同中国的司法制度一起被彻底砸烂。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司法制度开始重新恢复和发展。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重新修订，法院内部的审判组织机构设置相对规范，作为人民法院内部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其地位被重新确认。恢复后的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审判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审判人员特别是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素质较低，法律又不够健全的情况下，集中集体指挥基本保证了案件审判质量和司法公正。
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创建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审判委员会的建立是由历史、政治和观念文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中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的体制。在各级司法兼行政机关——衙门内部，采取的是由最高位阶的长官统领的集权性行政权力层级模式，这种被现代司法组织原则所不取的层级组织模式在我国具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并仍能在司法机关中找到影子。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有在政府系统设立裁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传统，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即在制度建构中，中国传统的司法官僚化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暗合了某种文化心理。我国法院内部似乎在审判制度建构中形成了由低到高的行政色彩相当浓的权力等级结构。相比之下，独任庭和合议庭处于权力底端，审判委员会处于顶端，从而更具权威性，它的决定合议庭和独任庭必须执行。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废止了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革除了国民党政府原有的法学教育，取消了法官、律师作为专业司法人员的资格；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由于审判法制建设面临百业待兴的局面，司法干部极其缺乏，当时法院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法官的素质整体上低下，有必要对审判工作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
最后，是大陆法系和前苏联审判体制的影响。20世纪初，在现代法律制度的选择中，我国更多地参照了大陆法系传统。新中国的法律也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与普通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在法院的内部组织结构中带有较强的等级色彩，强调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利的制约与指导，法院结构体系带有浓厚的官僚层级味道。法国最高法院中的“混合庭”、德国联邦法院中的“大联合会”、日本除简易法院外各级法院内部设置的“法官会议”都与我国的审判委员会有或多或少的共通之处。而20世纪40年代引进的前苏联司法审判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和干预，强调集体智慧，都给构建中的中国司法制度烙下了深刻印记，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必要与可能。由院长主持、由庭长及资深法官组成的这一组织即可实现政党及领导层对审判工作的直接控制。
二、正义理想的初衷：现行审判委员会的职能
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根据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 的规定，我国各级人民法院都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它的设立初衷是为了有利于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审判质量。《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通知第22条规定:“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在强化合议庭职责，不断提高案件质量的基础上，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审判经验，以充分发挥其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问题、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作出权威性指导的作用。”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说明(以下简称《纲要》说明)，也对审判委员会的职责和作用作了进一步解释。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纲要》及《纲要》说明的有关规定，现行的审判委员会的设立初衷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结审判经验
理论来源于实践，诉讼理论也是来源于审判实践。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应当进行及时地总结，既要研究历史经验，又要研究改革开放中的新问题，抓住问题的本质，使具有普遍意义的具体经验，转化为诉讼理论，这就完成了实践到理论的过程。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从审判实践中获得的诉讼理论，又反过来服务于审判实践，以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审判案件，保证案件的质量，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此其初衷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应当把工作放在对审判经验的总结，保证司法公正，使司法审判能真正做到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促进、保障和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样的现实似乎使审判委员会者一设置初衷显得尤为必要。
（二）讨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首先涉及到对重大的、疑难的、复杂的案件认定。当前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一般都采用以案件的性质、简繁程度、影响范围等三者结合的划分标准，来确定是否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并不是对所有的案件都进行讨论，而是只对少数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进行讨论，解决这些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此为审判委员会设立初衷之二。
（三）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权威性指导作用
这里涉及人民法院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联系与区别。合议庭是人民法院实现其审判职能的组织形式，它的全部活动所能达到的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实体法和诉讼法的贯彻实施。而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集体领导审判工作的组织，其重要的任务和职能之一是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权威性指导作用。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审判委员会对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作出权威的解释或决议，为合议庭的审判提供支持与指导。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分工合作互补的。此其设立初衷之三。
三、正义理想的现实建构：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和运作
审判委员会制度保障正义的初衷并不限于理想的描绘，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与运作方式便是其所努力建构的现实基础。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审判组织包括独任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三种形式。但是，在审判委员会的人员任职资格和组成上，法律没有像对独任庭、合议庭那样按照法院的不同级别作出详细规定，实践中通常依照行政机构模式决定审判委员会的织织构成。审判委员会由本院院长主持，实行委员会制，按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活动，委员由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一般由院长、副院长、主要业务庭庭长和研究室主任或者资深法官组成，因此，它天然地具有“行政会议”的特征。
法律虽然没有规定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但明确了审判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大问题。司法实践中审判委员会主要行使“讨论”案件的职能。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分提请讨论和讨论决定两个步骤。合议庭成员对案件认识存在分歧，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难以作出决定时，由审判长向庭长汇报，庭长与合议庭意见不一致的，再由庭长向分管副院长报告，副院长提出意见，要求合议庭重新审查后，若意见仍不统一，则由副院长向院长报告，最后由院长决定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院长作为法院的行政首长，有时在合议庭作出决定前，直接决定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这即是案件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程序。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由承办案件的法官向审判委员会陈述案情，汇报合议庭意见，或者由审判委员会成员传阅案卷，审判委员会成员可以向承办人提出问题，最后由审判委员会全体成员表决。对于审判委员会的表决结果，“合议庭应当执行”。
四、正义理想的实践：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正面效应
审判委员会制度实行至今，我国特有的这一司法组织已在事实上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审判委员会制度在解决纠纷，惩治打击犯罪，保护无辜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因此，似乎“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有学者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在我国的存在“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 这虽然不能成为保留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理由，但审判委员会制度所经过的历程，证明其在司法实践中必定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一般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对司法实践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为排除当事人干扰，遏制个别法官的枉法裁判，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不公提供了一种进路。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讨论案件时给予每个成员发表意见的权利和机会以及不受他人干预的独立表决权，案件裁判结果由多数人意见决定。“显然你可以悄悄买通一(独任审判)、两个人(合议庭审判)，其至更多一些，但是你很难买通9个人(指审判委员会的人数，尽管原则上并不要求一致通过)”。
换言之，案件当事人试图利用非法手段左右审判委员会，使其作出违背事实和法律的对其有利的判决，比左右独任庭、合议庭要困难得多。而且，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方式避免了其与当事人之间的接触，可以阻止当事人对案件审判结果施加不良影响。独任庭、合议庭成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或多或少都要接触当事人，至少与当事人在庭审中有一面之交，当事人一般都会向审判人员表明自己对案件裁判结果的期望，有的甚至会以某种暗示方式威胁审判人员，给审判人员造成心理压力，以迫使其作出某种于已有利的判决。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当事人无权参与讨论或旁听会议，审判委员会成员勿需考虑是否会遭遇当事人报复，思想上没有负担，可以客观公正地对案件作出判决。所以，审判委员会比独任庭、合议庭更容易排除当事人干扰，遏制徇私枉法任意裁判，减少司法腐败，避免司法不公。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为从整体上保证对案件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实现实质正义提供了保障。法官不是“自动售货机”，一边输入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另一边就可以得到公正客观的判决。案件审判是一个复杂的逻辑思维过程，而非机械地套用法律条文，他要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作出基本的判断。在认定案件事实时，法官需要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考量，对其真伪性作出判断，证据是否与案件事实有关（关联性），能否证明案件事实（是否充分），然后综合全案证据，根据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来认定案件事实。这实际上是一个心证形成与不断加强的过程。审判人员在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再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适用相关法律对案件作出判决。
要做到对案件准确地适用法律，首先必须正确地理解法律条文。同样的规定常常因个人理解不同而导致差异，甚至截然相反。审判委员会成员多比独任庭、合议庭人数要多，能够集思广益，因而审判委员会比独任庭、合议庭在对案件事实认定上更易达到客观真实，适用法律更准确。审判委员会制度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统一该法院辖区的执法标准，达到该地区法制统一。
司法实践中，尤其在建国初期以及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审判委员会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在减少错案的发生、提高办案质量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正义的误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负面效应
正义是法律制度所要实现的最高目标和理想，也是人们用来评价和判断一项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目标。正义通常被划分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英国有句谚语：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还应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发现。其中的“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发现”意指程序正义。
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置的初衷无疑是为了保障法律制度的正义。但是，由于审判委员会制度对于程序正义的违背，终究使这一制度走向了它设立初衷的反面。
理论界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严重妨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实现，是当前庭审制度改革中的一大障碍。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设计理想基本落空，现实实践不幸进入了误区。
我们认为，审判委员会的建立与现实运行中有几个问题是没有解决好的。正义的理想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许多弊端，这又与其设立时的“先天不足”又不无关系。总结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负面效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现行审判委员会设立缺乏合理性，“先天不足”，学理上缺乏支持
我们认为，现行审判委员会的设立缺乏合理性，违背了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从而影响了审判机关的独立性，不利于法官队伍素质的提高，不能保证裁定、判决的公开性和公正性与诉讼程序的正义。
1． 委员会制度违背司法独立原则。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司法独立能够确保司法权的公正行使，避免审判过程和裁判结果因受到外来干扰和影响而导致不公；保证法官公正无私地进行审判，无论判决是否对其有利，判决结果均为诉讼双方所普遍接受，从而增强法院、法官在人们心日中的威望，使法律成为人们心中的信仰。司法独立能否切实得到实现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
国际通行的司法独立原则包括审判独立和法官个人独立。 一方面法院审判案件，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上级法院，都不得对其施加压力，干预案件审判过程和判决结果;另一方面，法官审判案件时，其作为个体也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各级法院院长及同事的影响和干预，法律是法官的唯一上司，只服从法律和良心的要求，独立对案件作出裁判。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法院的整体独立，就不可能有法官个人的真正独立;“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和目标” ，是司法独立的最终表现。由于受司法机关行政化思想的长期影响，我国司法独立“强调人民法院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从事司法审判活动，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换言之，我国司法独立只是指法院独立，而不涉及法官个人独立的问题。 “民主集中制”在审判工作中集中体现于审判委员会制度之中，实际上构成了独任庭、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之间的一种“行政领导”关系，审判委员会、法院行政领导可以随时干预独任庭、合议庭审判案件，“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然而审判权的独立性实际体现在审判者依据其对事实的认识和对法律的理解独立地对案件作出裁判，如果他的活动受到没有审理案件的人的影响和干扰，就不可能做到司法独立。因此，不可否认，审判委员员制度是影响司法独立的因素之一。
如果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审判独立的侵犯，那么试图通过这一制度设计来排除外界对司法审判的干扰就不存在现实的可能性。
2． 现行审判委员会的组成及运行缺乏严格、公开、协调一致的立法
现代国家组织，尤其是审判组织必须是严格依法运行。在当今世界上法制完备的国家的法院组织法中，对审判系统内的任何—个机构或组织的设置及其运行，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并且彼此协调。各个机构都是与其整个司法系统协调一致的，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很难保证程序的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