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刑事诉讼回避主体
艾阳
回避的本意是“避忌、躲避”。回避是一项比较古老的诉讼制度。最早出现于司法审判之中，审判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自古罗马以来一直流行于世的格言：“人不能裁判有关自己的审诉”，即要求任何人不得担任自己的当事人案件的裁判者，否则就违背了自然公正原则，他所主持进行的诉讼活动不具备法律效力。我国古代从唐朝开始，就对回避从法律上作了明确规定。《唐六典•刑部》中规定：“凡鞠狱官与被鞠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回避一词的运用，一般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任职的回避；一是执行职务的回避。回避的出现和对回避适用范围的扩大，都表明回避在确保刑事案件得到客观公正的处理和当事人、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受到公正对待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国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回避制度以及必须回避的法定情形、适用范围、申请回避及审查决定的程序。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月31日印发的《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回避规定》），又从司法为民的角度，对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范围做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同时对法官的自行回避及必须回避的情形，包括离任法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回避情形，都规定了更为严格的措施和严格的监督规定。但就回避主体而言，还未达到完善的程度，存在一些法律漏洞，结合理论与实践，谈如下看法：
一、现有规定的回避
主体回避，即哪些人员遇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应当退出案件审理活动。《刑事诉讼法》第三章规定了适用回避的人员，《回避规定》也对回避的适用范围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回避的主体包括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回避规定》就除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以外人员的回避，作了特别规定。尽管总体而言，从历史上看，我国现行的回避制度非常严格，而且比其他国家的类似制度还要严格一些，但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的实际运作中，这里的回避主体规定尚未能够实现其初衷，在一些程序中，回避制度要么是消极的漠视，要么是积极、坚决的不执行，致使制度形同虚设。下面笔者将对现行回避制度的内容、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完善作如下分析：
第一，审判人员应当回避的情形。依照《回避规定》第1条在以下几种情形下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有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姻亲关系的；（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勘验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四）与本案的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有夫妻、父母、子女或者同胞兄弟姐妹关系的；（五）本人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这条解释事实上是对“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的说明，但还是在后面加了“存在其他利害关系”的兜底性条款。我们认为这个兜底性条款应指当事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特殊情形出现，而且这类特殊情形的出现应当视为其“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这类特殊情形，有明文规定的是：审判人员未经批准，私下会见本案一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的；为本案当事人推荐、介绍代理人、辩护人，或者为律师、其他人员介绍办理该案件的；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财物、其他利益，或者要求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报销费用的；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宴请，或者参加由其支付费用的各项活动的；向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借款、借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或者其他物品，或者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在购买商品、装修住房以及其他方面给予的好处的。我们认为，除此之外，当事人可举证证明关系密切的同学、师生、老上级、战友等亦应属回避主体范畴。同时我们以为，对于这些特殊情形的认定需有个标准问题，也就是说当当事人申请这些情形下的审判人员回避时需有一套完整的回避的决定程序，这在后面论及回避程序时将要详细介绍。
第二，离任回避。依照《回避规定》第4条，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内，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后，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对方当事人认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而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不予准许本院离任人员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但是作为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代理诉讼或者进行辩护的除外。与此解释有区别的是《法官法》第17条规定，内容为：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喊炖戆讣?乃咚洗?砣嘶蛘弑缁と恕Ｇ笆龉娑ㄌ讣?/SPAN>“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而《法官法》则规定“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和辩护人”，即无需异议直接回避。此处，我们认为还是应该赋予当事人异议权，否则一律回避也侵害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对当事人的异议应设立相应的异议程序，要求有一定的证据证明“可能影响公正审判”，否则如果当事人不当行使诉讼权利，或提出超出法律规定的、过分情绪化的要求，都会造成诉讼权利的滥用，而有的法院过于照顾某些当事人的情绪，同意其不符合规定的要求，同样也会造成国家法律权威的降低，法官职业尊严的伤害，及诉讼拖延引起对方当事人的不满。
第三，诉讼代理人、律师的回避。按照《回避规定》第5条，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担任其所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司法解释规定的理由是：“为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法律规定，从工作机制上防止和消除少数审判人员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确保司法公正，树立人民法院良好形象”。笔者丝毫不怀疑最高法院之初衷，但在立法技术上是欠考虑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条解释却为立法所确认，《法官法》第17条第3款规定：“法官的配偶、子女不得担任该法官所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无论是司法解释，还是立法，笔者认为均存在如下缺陷：（1）这些规定与《律师法》第3条第4款“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相抵触，剥夺了律师的执业权利，也限制了当事人选择律师的权利；（2）立法有将国家义务强加律师的倾向。回避制度是为了让司法人员“避嫌”而设立的，是司法人员的义务，而不可以此要求律师，律师的工作具有个人性，要在法律规定和当事人授权的范围内尽心尽力为授权人服务，让律师回避无异于让当事人回避，而这于法于理都是说不通，也行不通的。（3）律师回避的规定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我国刑诉法第11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是国家根本大法确定的一项诉讼原则，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则明确了辩护制度由“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两方面的内容组成，两者相辅相承，缺一不可，构成完整的辩护制度。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是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有权依法自行辩护，也有权得到他人帮助进行辩护。律师辩护还有助于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法律，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是诉讼民主的体现，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加以限制和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符合刑诉法规定的律师担任自己的辩护人为自己的辩护，而前述立法则限制了法律所赋予的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4）未考虑地区差异，影响律师生存。《回避规定》实施以来，受到的影响有如雪上加霜。《回避规定》的执行，给部分律师的业务开展带来了消极影响，甚至严重危及个人职业信誉。《规定》的负面影响甚至波及部分律师生活。
第四，回避主体中的审判人员。依照《回避规定》，审判人员指的是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法院中的“其他工作人员”是指法院中占行政编制的工作人员。此外，人民陪审员、书记员、翻译人员、司法鉴定人员、勘验人员以及执行员在执行过程中的回避问题，均参照审判人员回避的有关内容执行。某类人员是否应回避，应当赋予当事人以选择的权利，而且有些回避原因的出现还需当事人提出，否则法院也无力纠缠于细枝末节，我们可完善相关人员参与司法活动的告知制度，如委托的司法鉴定人员名单应该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他当事人，如果他们提出并有证据证明属于回避的情形之时，则应直接回避，而无需浪费精力，以免作出鉴定后，却被认定为应当回避的情形。
第五，程序回避。按照《回避规定》第3条，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本条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法官因为可能的“内心确信”而先入为主，产生可能的预断，以避免当事人产生猜疑，这样参加了第一审案件审理的法官，即使因某种原因被调至上一级法院的，也不能再参与该案的二审审理；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审判人员因已参加了原审审理，不得参与该案的重审，等等。根据《回避规定》的立法精神，笔者认为，发回重审案件原审书记员不得再参加案件的重审，而司法实践中，考虑到情况比较熟悉，加上很多基层法院书记员人手少，往往交由同一个书记员记录，让随案书记员“从一而终”，理由是《回避规定》第3条只提到了“审判人员”，而未提及“书记员”，而实际上依据该规定，书记员、人民陪审员等的回避参照审判人员的回避执行，而且根据刑诉法第192条、第206条的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二审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以及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有关案件一审或二审合议庭的全体成员，都属于回避的范围，所以司法实践中这种让书记员“从一而终”的做法实质上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
第六，法律责任。依据《回避规定》第8条，审判人员明知具有应当回避的情形，故意不依法自行回避或者对符合回避条件的申请故意不作出回避决定的和审判人员明知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按规定应当回避的，而故意不作出正确决定的，须依照《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的规定予以处分。
二、现有规定的漏洞
虽然法律对回避制度已有详细规定，但笔者揣测可能因为制度设计、立法技术和传统习惯的原因使制度漏洞的存在产生了契机。基于此，笔者拟对回避制度的漏洞和完善途径，做如下分析：
第一，未对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回避问题作出明确有效的规定，回避制度对审判委员会委员几乎是形同虚设。我们知道，设立回避制度旨在从审判主体中立性的层面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审判中立性更为注重诉讼程序结构内部来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也即法官应当与案件本身以及当事人双方及诉讼代理人无关联而保持中立的诉讼地位，也就是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诉讼距离。从这种意义上说，审委会委员在必要的情况下予以回避，排除偏见，有利于保证诉讼的公正性。司法实践中，依据刑诉法和《回避规定》一些应当回避的委员不自行回避，当事人又无法申请回避，申请回避的权利被事实上剥夺，因为案件在审委会讨论之前，一般并不先期公布审委会委员名单，对当事人是相对保密的，而对当事人公开的合议庭却并不享有真正的裁判权。实践中，审委会委员不回避的现象降低了当事人对司法程序和审委会委员的信赖度，使得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亟待具体落实。因为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的审判委员会，虽然它不直接参与案件的开庭审理，但它对案件处理的讨论决定，独任审判员和合议庭却必须执行。针对前面提及的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的状况，笔者认为应当建立完善的回避告知和回避决定程序。依据《回避规定》，凡是应当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先期公布审委会委员名单，保证当事人行使申请回避的权利。无论审委会以何种形式涉入案件的审判，合议庭都应当事前向当事人宣布本院审委会的组成人员，告知其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这样做避免了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利无法行使的缺陷，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各级法院还应当制定具体的告知规则和形成完善的决定程序。如可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三天前以书面形式向当事人告知审判委员会委员名单，并告知其有权依法申请回避。
第二，未对院、庭长的“把关”是否应当回避的问题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的运作仍未摆脱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就出现了院、庭长“把关”的情况，即院、庭长听取承办法官的汇报、签发法律文书、决定案件裁判结果，这样就使原本没有参加案件审理的院、庭长成为案件的实际裁判者，一旦出现“把关”的院、庭长应回避的情形，当事人无从行使申请回避权利，也就无法避免院、庭长因各种关系或利益而导致裁判不公。当然，院、庭长“把关”本就是违反法律的变态情形，常态的法律不应去迎合变态的现实，故解决问题的根本途迳是根除行政化管理模式，还“权”于承办法官，严格依法办事。笔者以为，法律和司法解释未就此规定本身就是一种“无奈”，这不是某个立法所能解决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现有的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制约，更多的则是传统的司法理念在作怪，如法官不敢随意“作主”、领导担心法官素质不高等。笔者的观点是在立法中规定院、庭长回避制度理论上是行得通的，但关键是院长、庭长、法官思维方式的转变问题，当然这种转变是在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进行的。
第三，未对二审程序中的回避作硬性规定。《刑诉法》第187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这就明确了二审是以开庭审理为主，书面审理为辅，但司法实践中，受传统办案方式、法官素质、办案力量和交通条件等因素影响，大量案件是采用书面审理的。书面审理的办案流程大体可归结为：案件交给承办法官，承办法官经过阅卷后如形成一个“事实清楚”的内心确信，就只需作个“阅卷记录”，然后会见一下被告人，合议庭进行形式意义上的合议后，即可裁判。所以案件被告人和其他当事人只能通过裁判文书得知法官之名，实践中有的辩护人以为要开庭，却在其书面辩护词尚未交给法院之前收到了裁判文书。这样我们可以想见，即使二审中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当事人也无法行使申请回避权，所以立法应当完善二审程序中开庭和不开庭审理案件回避程序。
第四，未规定司法机关是否属于回避的主体。司法机关在诉讼中应否回避的问题，在我国三大诉讼法均未提及，三大诉讼法对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在诉讼中的回避却未作任何规定。仅1998年9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因案件涉及本院院长需要回避等原因，不宜行使管辖权的，可以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上一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与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同级的其他人民法院管辖。”这个规定也将法院回避的原因局限于“涉及本院院长”，很显然，法律未规定司法机关是否回避是诉讼法上的一个缺陷。笔者以为，司法机关的回避不应局限于司法解释中的“涉及本院院长”的情形，因为司法机关还可能与当事人产生一些纠纷或者有利害关系的情形，据此，司法机关回避应当适用于如下情形：（1）司法机关是本案的当事人或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当事人有权要求其回避。如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检察院或法院曾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他当事人有民事、行政纠纷，这时，司法机关就不应参与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等司法活动。（2）司法机关的主要领导或负责人是本案的当事人或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时，其他当事人有权要求其该主要领导或负责人所在的司法机关回避。因为该领导或负责人有实际控制和潜在影响该组织和组织成员的能力，仅仅要求其本人回避是远远不能消除人们对于司法机关办案公正性、中立性的怀疑。（3）是司法机关的成员因为公务行为涉及诉讼时，当事人也有权要求成员所在的司法机关回避。因为公务行为与组织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司法机关处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可能会作出不利于公正的趋向。（4）下级司法机关的回避。在涉及司法机关回避的案件中，不仅该司法机关不能参加案件的办理，而且该司法机关管辖下的机关也不能参加案件的办理。
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回避制存在诸多缺陷，但在目前主要以实体公正为案件处理质量评判标准的司法现状下，加上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均未对申请回避权利予以高度重视，也就并未暴露出过多的问题。但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和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回避制度的缺陷也将会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作为立法应当具有相当的前瞻性。笔者认为，在未来的立法中应当适当借鉴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用无因回避制度的合理性部分，扩大回避的理由，将申请回避的举证责任归由司法官或司法机关负责承担，或者降低当事人证明回避理由成立的证明标准，以保障当事人申请回避权的有效运用。
徐州市养犬管理条例
江苏省徐州市人大常委会
徐州市养犬管理条例
（2009年10月30日徐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制定 2009年11月23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养犬行为，保障公民健康和人身安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市容环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养犬、经营犬只以及从事相关监督管理活动的单位、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军用、警用犬以及动物园、科研实验用犬等特种犬的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养犬管理实行管理和服务相结合、行政机关执法和基层组织参与管理相结合、养犬人自律和社会公众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由公安、畜牧兽医、市容、卫生、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组成的养犬管理协调工作机制，组织协调养犬管理工作。
第五条 公安部门是养犬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养犬登记，查处无证养犬、违法携犬外出等行为；依法查处因饲养犬只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以及放任犬只恐吓他人、驱使犬只伤害他人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下列职责分工，各负其责：
（一）畜牧兽医部门负责犬只免疫、检疫的管理，实施犬只诊疗许可，组织对疫犬、无主犬尸的无害化处理等工作；
（二）市容部门负责对占用道路、公共场地
摆摊设点售犬行为和因养犬破坏市容环境卫生行为的查处；协助公安部门查处无证养犬、违法携犬外出等行为；
（三）卫生部门负责对人用狂犬病疫苗接种和狂犬病人诊治的管理；
（四）工商部门负责对从事犬只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
相关部门应当及时将有关养犬管理信息以及查处违法养犬的情况通报公安部门。
第六条 居（村）民委员会以及其他基层组织和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养犬管理工作，开展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的宣传教育，制定并监督实施养犬公约，依法调解因养犬引起的纠纷。
广播、电视、报刊、网站等新闻媒体，应当做好依法养犬、文明养犬和卫生防疫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宠物协会、动物救助机构等应当教育会员遵守养犬法规，普及养犬知识，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开展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的宣传教育活动。
第七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实行犬只总量控制，具体数量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结合人口密度、区域环境等因素确定。
第八条 徐州市市区三环路以内区域以及三环路以外住宅小区和新城区、徐州经济开发区的已建成区域及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区域为重点
管理区，其他区域为一般管理区。
县（市）、贾汪区行政区域内的重点管理区和一般管理区由县（市）、贾汪区人民政府划定。
第九条 重点管理区实行犬只强制免疫和养犬登记制度，一般管理区实行犬只强制免疫制度。
第十条 在重点管理区内每户居民限养一条小型观赏犬，禁止饲养大型犬和烈性犬；盲人饲养的导盲犬、肢体重残人士饲养的扶助犬除外。
大型犬和烈性犬的标准及名录由市公安部门会同市畜牧兽医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一条 重点管理区内个人申请养犬的，应当向其住所地的县（市、区）公安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本地常住户口或者暂住户口；
（二）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三）有单独的住房；
（四）与所在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签订了遵守小区养犬公约的协议，或者与住所地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了养犬责任书；
（五）所养犬只符合本条例第十条有关犬只数量、品种、标准的规定。
第十二条 重点管理区内单位申请养犬的，应当向其住所地的县（市、区）公安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二）有教学、科研、护卫或者表演等特殊需要；
（三）具有健全的养犬安全管理制度；
（四）有专人管养犬只；
（五）设有安全牢固的犬笼、犬舍等设施；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县（市、区）公安部门对符合条件的，予以注册登记，发给养犬登记证，并为犬只配置识别标志；不符合条件的，不予登记，并以书面形式说明理由，告知申请人三日内将犬只自行处置或者送至公安部门设立的犬只留验场所。
公安部门应当定期将养犬登记事项在养犬人所在的社区公示。
第十四条 外来人员携带犬只进入本市的，应当持有免疫证明。
外来人员不得携带大型犬和烈性犬进入本市重点管理区，经依法批准的除外。
外来人员携带小型观赏犬进入本市重点管理区超过一个月的，应当办理养犬登记。
第十五条 养犬注册登记有效期为一年。期满需要继续养犬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三十日内，持养犬登记证到原登记部门办理延期注册手续。
第十六条 一般管理区内的养犬人应当按照动物防疫的有关规定，为犬只接种狂犬病疫苗。
重点管理区内的养犬人在注册登记或者延期注册完成后三日内，应当持公安部门开具的结算凭证，携犬到动物防疫机构接种狂犬病疫苗。所需费用由动物防疫机构凭结算凭证与公安部门结算。
养犬人在注册登记或者延期注册前已经为犬只接种狂犬病疫苗的，公安部门应当按照前款结算标准退还相关费用。
第十七条 养犬人、养犬人住所地或者犬只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原注册登记地办理变更手续。
养犬人拟弃养犬只的，应当妥善处理，并到原注册登记地办理注销登记。
犬只丢失或者死亡的，养犬人应当自丢失或者死亡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原注册登记地办理注销登记。
第十八条 养犬登记证、犬只识别标志或者犬只免疫证毁损、遗失的，养犬人应当在七日内向有关部门申请补发。
第十九条 重点管理区养犬应当按年度缴纳管理服务费。具体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制定，报省物价、财政部门批准。
养犬管理服务费由公安部门收取，集中上缴国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用于制作养犬登记证、犬只识别标志，犬只的狂犬病疫苗接种、留验以及疫犬无害化处理等与养犬管理服务工作相关的支出。
第二十条 盲人饲养导盲犬、肢体重残人士饲养扶助犬、七十岁以上孤寡独居老人养犬的，免收管理服务费；饲养绝育犬只的，从犬只绝育的第二年起免收两年的管理服务费。
依法登记的非营利性动物救助机构，收留流浪犬、无主犬的，收养期间免收管理服务费。
第二十一条 养犬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一般管理区内饲养的大型犬、烈性犬实行圈养或者拴养；
（二）重点管理区内的小型观赏犬出户时应当束犬链；遵守交通法规并主动避让行人和车辆；
（三）重点管理区内单位饲养的大型犬和烈性犬不得出户；因登记、注册、免疫、诊疗等确需出户的，应当将犬只装入犬笼携带或者为犬只戴嘴套、束犬链，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牵领；
（四）重点管理区内的犬只在户外排泄的粪便，携犬人应当立即清除；
（五）不得在住宅小区的公用部位养犬；
（六）犬吠影响他人时，养犬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
（七）不得携犬进入超市、商场（店）、金融经营场所、宾馆、饭店、公园、公共广场、大型农贸市场、机关、学校、幼儿园、医院、展览馆、影剧院、体育场馆、游乐场，以及设有犬只禁入标识的公共场所，经批准进行犬只表演的除外；
（八）不得携犬乘坐除小型出租汽车以外的公共交通工具；携犬乘坐小型出租汽车时，应当征得驾驶人员的同意；
（九）携犬乘坐电梯时，应当为犬只束犬链、戴嘴套，并注意避让他人;
（十）定期对犬只进行免疫；
（十一）不得虐待、遗弃犬只；
（十二）犬只死亡的，应当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
（十三）履行养犬协议或者养犬责任书规定的其他义务。
盲人、肢体重残人士可以携带导盲犬、扶助犬进入前款第（七）项所列区域。
第二十二条 重点管理区内禁止设立犬只养殖、寄养、交易场所。
犬只交易应当进入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划建设或者指定的宠物交易市场。公安、畜牧兽医等部门可以派驻人员提供养犬登记、免疫等服务。
第二十三条 从事犬只养殖、寄养、培训、美容等经营服务活动，或者开办犬只诊疗机构的，应当取得畜牧兽医部门颁发的《动物防疫合格证》或者《动物诊疗许可证》，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并在领取营业执照后七日内向公安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举办犬只展览、表演等活动的，应当向举办地的县（市、区）公安部门提出申请。县（市、区）公安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后的二十日内作出是否许可决定。对不予许可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五条 公安部门设立犬只留验场所，并向社会公布。留验场所收留处理养犬人放弃饲养的犬只、因违反本条例被收留的犬只以及无主
犬、流浪犬。
留验场所收留的犬只，自收留之日起七日内原养犬人可以将犬只领回；逾期无人领回的，可以由其他人于三日内领养。领回、领养人应当符合养犬条件，并办理养犬登记和其他相关手续。未能领回、领养的，由公安部门予以处理。
畜牧兽医部门应当对收留犬只进行检疫、防疫并依法组织对疫犬、无主犬尸的无害化处理。
第二十六条 犬只伤害他人的，养犬人应当立即将受害人送医疗卫生机构诊治，先行垫付医疗费，并于当日将伤人犬只送至留验所收留。对患有狂犬病的犬只，畜牧兽医部门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对疑似患有狂犬病的人员，医疗机构应当及时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犬只伤害他人或者惊吓他人造成后果的，养犬人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携犬出户，因违反遵守交通法规致使犬只伤亡的，责任由养犬人承担。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对非法养犬、非法经营犬只行为进行批评、劝阻，或者举报、投诉。有关部门应当在居民住宅小区公布举报、投诉电话，对举报、投诉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法进行处理，并自收到举报、投诉之日起十日内将处理结果告知举报、投诉人。
第二十八条 公安、畜牧兽医、市容管理等部门发现流浪犬、无主犬的，应当将其送至犬只留验场所。
其他单位和个人发现流浪犬、无主犬的，可以将其送至犬只留验场所或者告知公安部门进行处理；送至犬只留验场所的，应当给予奖励。
第二十九条 公安部门应当建立养犬违法记录档案，对一个年度内违法记录满三次的，吊销养犬登记证，并收留处理犬只。
养犬人因前款规定，被公安部门吊销养犬登记证的，三年内不得养犬。
第三十条 未依法领取养犬登记证擅自养犬的，由公安部门将犬只送至犬只留验场所，责令养犬人七日内补办登记手续；逾期不补办手续的，由公安部门处理犬只，并可以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四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未按规定办理养犬延期注册手续继续养犬的，由公安部门责令限期补办；逾期不补办的，处以三百元罚款，并将犬只送至留验场所。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二）、（三）、（七）、（八）、（九）项规定的，由公安部门对养犬人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四）项规定的，由市容部门责令清除，并可对养犬人处以一百元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五）项规定的，由公安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并可以收缴其犬只，吊销养犬登记证。
第三十四条 犬只咬伤他人，养犬人未按规定及时将犬只送至犬只留验场所留验的，由公安部门处以五百元罚款，并将犬只送至留验场所。
第三十五条 饲养犬只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以及放任犬只恐吓他人、驱使犬只伤害他人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设立犬只养殖、寄养、培训、美容、诊疗等场所从事相关经营服务活动的，由工商、畜牧兽医等部门予以取缔，并按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擅自占用道路、公共场地摆摊设点进行犬只交易的，由市容部门按照市容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未经批准擅自举办犬只展览、表演等活动
的，由县（市、区）公安部门予以取缔，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未按本条例规定对犬只进行狂犬病等疾病免疫的，由畜牧兽医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八条 公安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为不符合条件的养犬人办理养犬登记或者延期手续的；
（二）对符合条件的养犬人，无正当理由不予办理或者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养犬登记、延期、变更、注销等手续的；
（三）对犬只免疫监管不力，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对已经发现的依法应当处罚的违法养犬行为未予处罚，情节严重的；
（五）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或者接到的举报，不依法处理或者相互推诿，或者对有关情况不及时通报的；
（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2010年5月1日起施行。2003年10月20日施行的《徐州市犬类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