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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道德在教育中的分野

??---兼谈开除未婚先孕大学生案

杨涛

报载，近日，西南某大学以违反校规“发生不正当性行为，品行恶劣，道德败坏”为由，对未婚先孕的女大学生李静及其男友李军作出勒令退学的处罚决定。这对恋人认为学校的做法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准备将母校告上法庭。

这一事件立即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专家、学者们纷纷发表评论认为，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每一位公民的重要权利，学校仅凭自己内部处罚条例就剥夺公民的受教育权，其合法性令人质疑。有学者在分析这一事件的背景时指出，这一广泛关注的事件其实质是教育道德化还是教育法治化理念冲突使然，教育道德化是我们一贯的教育理念，提倡“尊师重教”，强调“师道尊严”，在教育过程中，权力的运用常常只受“道德”标准的衡量与限制，而教育法治化实质上是通过理顺政府、学校、老师、学生的关系，使他们各自的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整个教育工作按照既定目的，有条不紊地进行。

上述学者的分析相当深刻，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大治国方略提出的今天，教育该究竟该如何处理好两种观念的冲突，直接关系到教育的现代化。中世纪的西方很早就提出上帝主宰人的思想，法律管理人的行为的主张，他们认识到人的外部行为应由法律来管理。在法学史上，康德首先明确地将道德伦理特性归结为“内在性”，法律规范为“外在性”，他认为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道德则只支配人们的内心活动的动机。笔者认为，法律之所以是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是因为法律这种社会规范是人们理性的结晶，是集合了众人的智慧（在现代社会便是民主的结晶），经过了规范的程序，具有确定性、可预测性、与保障性，这与道德的解释随意性、不可预测性与依靠内心自律性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能指望人们依靠不能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的规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在法律之外人们还需要道德来规范人们的内心是因为道德与法律有着天然的联系，道德意识的培养有助于人们的守法意识，此是一；其二是法律的确定性、也带来法律的滞后性，道德的发展能推动法律的前进；最后，我们还要看到的是法律是对一般人的最低要求，但人类的发展需要高尚的人来导航，社会主义更需要良好的道德风尚和身先士卒的标兵，这样才能使人们更加远离兽性，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把道德分为两类要求与原则：一是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它们对于有效地履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必须承担的义务来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二是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则远远超过了那种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法律则只是将第一类中的一些部份予以了吸收（当然法律并不仅仅就这些，除道德外还有科技规范的吸收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在区分了两者调整的范围后，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说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道德则只支配人们的内心活动的动机，并不否认法律对内心的影响，法律通过对行为的调整，直接影响了人的内心；也不否认道德对外部行为的影响，道德支配人的内心从而规范了人的外部行为；两者的分野在于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是否直接进入了人们的内心，如对思想治罪，而无强制性的道德是否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强制性，直接处置人们的权利义务，如依道德判案。

下面我们来看法律与道德该如何进入教育领域，高级汉语大词典将教育定义为两种：一是指培养人才、传播知识的工作。二是指教导启发,使明白道理。前者是教育管理行为，是一种准行政行为，其直接后果是对被管理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直接影响；后者是教育传授行为，对于被教育人的现实权利义务关系并无直接影响，其影响表现在对被教育人仅在内心世界，仅能改变其内心世界，并通过改变内心世界影响其外部行为。从上述分析，对被管理人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后果的教育管理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其当然要纳入法治轨道，一切依法办事，教育工作才能有序进行，道德在此主要是起补充、辅助作用，绝不可代替法律。而对于影响表现在仅对被教育人内心世界产生影响的教育传授行为针对的是思想领域范畴，道德当然能在此领域发挥其作用，具体说教育传授除了知识的传授外，还应当在道德与法律的传授上齐头并举，以期达到形成高尚的社会风气与养成守法的意识。在此笔者要提醒的是这二种分类仅对其作用的对象而言，对于教育者本身而言，无论是教育管理行为还是教育传授行为都是法律行为，都应依法进行，如教育传授不能传播反动思想，否则要受法律制裁。

具体在本案，西南某大学可以在教育传授上教育学生端正对爱情的态度，尽量不要在学习阶段发生性关系。然而对该行为的处理则是一种教育管理，应严格依法进行。依博登海默的分类，笔者认为“非法同居”不属于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不应由法律来调整，法律不应将对较高层次的人的要求对一般人作出规定。同时我们也看到至少现在该行为是法无明文予以保护、亦无明文处罚的行为，依据现代法理学的公认私权行使基本原理是“法不禁止即自由”，学校无权处罚。即使是法律予以禁止，并不能直接剥夺受教育权，因为该权利是宪法上的权利，对其的剥夺仍需法律的专门授权。然而，我们遗憾地看到该校仅凭其自行制定的道德规范就轻易剥夺了李静俩人在宪法上的权利－－教育权。其次，依照现代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原理，对普通人的隐私权的保护有别于对公众人物及官员的隐私的保护，实施的是全面保护，对公民私生活秘密乃至道德瑕疵不得公布（有学者认为甚至违法记录也在法无明文授权下不得公布），校方仅依其内部规定不仅作出处罚决定，而且将该事情向全校通报，明显侵犯李静俩人的隐私权。本案中校方这里将道德僭越其在思想的领域的支配作用，直接强制于人的行为，反映了校方法治观念的淡薄，对教育管理与教育传授两种行为的混淆，值得引起反思。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mail:tao1991@163.net


许霆案判决书根本的地方不合逻辑

龙城飞将


　　没有看到判决书原件，根据网上看到的资料，感觉该判决书并没有解决原先舆论哗然的问题，也没走出我在《许霆案重审一审可能再判有罪》、《许霆案罪与非罪判决的经济学基础》中的预测，一定会再判有罪。判决有罪，虽然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但可以进行“解释”，可以附会，这样才可以使因许霆案件产生的一系列利益关系得以平衡。判无罪，有法律依据，就是刑法第三条，但会产生一系列新的利益冲突。所以，此次判决，如我之前一系列文章中所言，一定不会依照法律判决，因为这是要求依法判决与进行有罪判决的较量，是力的较量。

　　所以，想对许霆进行有罪判决，固然有认识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利益的原因，由利益关系产生的“力”。一旦判决他无罪，公安是不是抓错了，检察院是不是起诉错了，法院是不是出错案了，许霆是不是要求国家赔偿，其他许霆案件的当事人会不会提出类似的要求。大家已知云南的另一个许霆——何雷，若判许霆无罪，何雷也会要求翻案，云南的政法机关会答应吗？当然，成都的“许霆”和广州的“女许霆”与许霆的案情并不相同。

　　无论如何，根据我国的法律和法治原则，法院都应当遵照法律进行判决，不能根据所以的司法实践，灵活理解，扩大解释，类推定罪。无罪判决会触动一些利益关系，却标志着中国法治的进步，同时也是我们几千年专制国家的历史性进步。

　　由于有罪判决的思路在先，找不到法律的具体规定在后，所以才引起舆论哗然。一个合乎法律规定的判决，应当在有罪判决的思路与具体的法律规定之间，在许霆的具体事实与罪刑法定的具体规定之间找到桥梁。此次判决书恰巧暴露出这个桥梁没找到，两者之间仍是天堑，即在判决书得以成立的根本问题上存在严重逻辑问题。

　　根据判决书观点，ATM是金融机构。既然如此，许霆与机器交易就是顾客与金融机构交易。这是顺着法院逻辑的必然结论。这样，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顾客与金融机构之间进行交易，金融机构的机器出了问题，顾客就要负刑事责任？

　　依法院的说法，许霆是取1000元，帐户扣1元，许霆偷了另外的999元。这就是说，许霆是每取自己的一元，同时偷取999元。这也是说不通的。这里，许霆到底是为了取自己的钱偷了别人的钱，还是偷别人的钱的同时顺便取自己的钱，搅和在一起，说不清了。

　　刑法第三条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判决书似乎回避了舆论一再提到的刑法第三条和刑诉法关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规定。判决书为什么要回避刑法最基本的规定，我们觉得是问号。

　　我国法制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法律适用一律平等。但判决书回避了舆论一再提出的，同是银行与顾客之间的交易行为，银行占了顾客便宜，要千辛万苦才能追回，银行不负任何责任。顾客占了银行便宜，却负刑事责任。这是违反了适用法律一律平等的原则。

　　本案的核心焦点是“秘密窃取”。法院认为“秘密窃取”是行为人自认为“秘密”。那么，如果许霆说，我是想占便宜，知道银行也能找到我。银行不来找我，我就先用这笔钱去做生意。银行找到我，我就归还他。根据判决书的逻辑，如果许霆这样回答就不是“秘密窃取”，是公开拿钱了。实际上，许霆也是这样供述的。看到的材料讲，他曾经等银行来追他，中间主动打电话给银行，还想先把这钱作为资本，挣了钱再还银行。
　
　　所以，综合地依据法院的逻辑，此时应当是判决不是“秘密窃取”才对呀，为什么还是判了有罪？根本的原因在于，利益使然。

　　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现在，民主与自由的春风已经吹进了中国，并且体现在宪法和刑法等一系列基本法律上，就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法律，而不是以司法实践来抵消法律的规定。

　　纵观中国的法治气氛，可以发现，尽管中国现时有罪推定的气氛很浓，这只是对社会下层的老百姓而言，实际上对窃国大盗又是宽容得很。我们广大的网友，无论是有罪派，还是无罪派，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与法院和检察院斗气。持这两种看法的人们，加上法院、检察院、律师、媒体，甚至包括许霆及其家人，大家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就是认清事实，对照法律，找到一个依法判决的路径。共同的目标应当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民。

　　对许霆这类没有前科，主观恶性不大，一时不能自控，且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罪的情形，社会应当宽容，不应对他科以重刑。如果对这种小问题的人科重刑，对窃国大盗宽容，长此以往，会颠覆我们国家的社会基础。相信许霆这类的人们，经此磨难，若依照法律以民事方法解决，可能他一生一世感谢社会，还会用自己的事例教育周围的人们，对社会有极大的帮助。若强行判他有罪，甚至是重罪，在法律上找不到相应的条文，一方面会动摇国人对司法体系的信任，另一方面，长期的监禁，与另外一些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性大的罪犯关在一起，出来之后的他可能生活毫无着落，真的可能把他逼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违反了我们进行刑罚的初衷。我们应当对此种前景有所预测。


20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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