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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思考
崔家新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法学01-1班 221008）
摘要：
证据开示制度在西方国家的诉讼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被许多国家所采用。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规定》初步确立了我国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但这却是对证据开示制度简单、粗糙的模仿，在我国的民事审判改革中，应吸收这一制度优越的一面，逐步摸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证据开示制度。

关键词：民事诉讼 证据开示 吸收 借鉴






提 纲
一． 引言
通过引言介绍证据开示制度，引出所要论述的话题。
二． 建立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
（1） 证据开示的建立有利于防止证据突袭，提高诉讼效率和保证诉讼公正。
（2） 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将有利于减少法院的调查取证，而转变为享有释明权，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
（3） 目前我国庭前交换证据的规定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很多法院的庭前交换证据达不到证据开示的目的。
三．如何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
（1） 证据开示的范围
（2） 证据开示的主持
（3） 证据开示的具体操作
（4） 违反证据开示的后果
四.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所需要的制度保障。
（1）在法律上确立举证时限制度
（2）建立我国的证据制度
（3）加大对律师素质的培养
（4）继续深化民事审判制度改革，引进吸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
五 . 结语
六．主要参考资料







引 言
证据开示（discovery或disclosure）又可称为证据展示，证据交换，指的是在开庭审理之前双方当事人相互向对方展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它是作为诉讼中提前获知对方当事人所掌握的证据的一种方法而应用和发展起来的。至于设立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58年united states v proctor and gomble.go 案中指出：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在与使审理能够在光明之下进行，他必须排除借裁判演恶作剧的把戏。在可能的范围内基于开示的争点及事实展开争论，换言之，裁判不应是对立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开展智力竞赛的舞台，而应是追求真实和正当结果的场所。【1】由此可见美国确立的证据开示制度主要是为了防止当事人搞“证据突袭”，这也是其他各国设立此制度的初衷。不过从根本上说，设立证据开示主要还是为了诉讼公正和效率。
证据开示源于16世纪下半期英国衡平法实践，至19世纪英国司法改革，合并衡平法和普通法诉讼时，证据开示程序才开始形成。1938年美国《联邦诉讼规则》（trcp）将证据开示制度法典化，正式确立为一项法定程序制度。【2】作为一种新的程序制度，它尽管有助于法庭的公正审判，但是在设立之初，他也是不完善的，暴露了许多问题，如制度制定的不完善 ，容易被钻空子，借开示之名，拖延诉讼，以至于反而影响了诉讼效率。因此，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多次通过修正案对《联邦诉讼规则》进行完善。同时，英国也在不断改革，至1981年《最高法院规则》和1984《郡法院规则》制定时，英国证据开示制度才发展完善。
经过不断发展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在诉讼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一）有效的防止了“证据突袭”。所谓“证据突袭”就是一方当事人玩证据游戏，在庭审中神不知鬼不觉的便出示一些证据，使对方当事人一时无法应付，从而陷入不利境地，而对方借此优势往往能够赢的官司。由此可见 ，证据突袭严重影响着案件的公正审理，因为他好象是对方代理律师辩论技巧的展现，而非案件真实情况的反映，显然有失公正。而证据开示则要求双方当事人于庭审之前互相向对方展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能够使双方都作到心里有数，从而在庭审中能够有针对性的展开辩论，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近可能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
（二）显著提高诉讼效率。法庭审理不仅需要保证诉讼公正而且也要保证诉讼效率的提高。证据开示制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证据突袭”其本身就能够避免诉讼拖延，确保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另外证据开示制度使当事人在庭前展示证据，这样就可以剔除双方都认可的证据，因此在庭审中仅对有争议的证据展开质证，这样也有利于法官尽早的把握双方都认可的事实，节省了法庭调查的时间，减轻了法官的工作量，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三）有利于促进庭前和解。对于民事诉讼来说，和解无疑是最好的结案方式，他既可以节省诉讼资源，有可以缓和双方当事人的敌对情绪。经过庭前的的证据交换，当事人之间的优劣势已摆明，对诉讼结果也很容易预料到，因此也就很容易达成和解。
（四）有利于防止在审判中随时提出证据，拖延诉讼。证据开示制度往往与举证时效制度相配合应用。也就是说，证据开示能够利用举证时效制度督促双方当事人在庭前证据交换中能够尽可能交换所有证据，否则超过举证时效，法庭就不组织质证。这样就能够有效避免因新证据在庭审中随时提出而导致的延期审理，减轻当事人的讼累。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深受“证据突袭”现象的困扰，因此一些法院，例如1999年广东省高院就在全国率先制订了《广东省法院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庭前交换证据暂行规则》明确规定了庭前交换证据的形式和程序，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规定》中的第37条至40条中详细规定了证据交换的时间、方式、范围、次数等内容。但是实践证明我国目前施行的所谓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可以说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的证据交换制度只是对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开示制度的最粗糙的模仿。因此，本文就将对我国建立证据开示作一些探讨，以推动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
一． 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民事审判改革，改革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改良我国目前所施行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引入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增强庭审的对抗性方面，在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方面有着极大的优越性，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就是要吸收借鉴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优点，从而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兼容的诉讼模式。而在当事人主义下的证据开示制度正是我们所要借鉴的先进的诉讼制度，而且在我国施行这一制度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无人接手圆明园环评须拷问中介机构的公信力
杨 涛
5月8日，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透露，圆明园环境综合整治工程至今尚未找到环评单位，环评报告始终无法上交。为此，国家环保总局研究决定，责令圆明园管理处在40天内限期提交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新京报》5月9日）
“五一“期间，我带父母来北京，想去圆明园游玩，但被人告之园内正在整修，没有什么好看。这整修时间为什么如此之长，原来是圆明园管理处尚未找到环评单位，无法提交环评报告，看来，这拖延的板子不好打在圆明园管理处身上，本应当承接环评的中介机构不敢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使国家财产眼睁睁地看着蒙受损失。
那为什么在全国近千家环评机构中找不到一个环评机构来对圆明园进行环评，而这些以环评为已任的机构缘何又不愿承接这一业务？这里面的原因无非有二个：其一就是可能这些机构都没有对圆明园进行环评的水平，但显然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其二是正如《新京报》5月9日的的社论所说：“因为其中存在着风险，这种风险还不完全是自身技术的不足，或许更多的是来自外部的压力———如果认为防渗工程对环境无害可以保留，它可能无法面对心中存有疑惑的公众，而如果认为防渗工程对环境有害需要拆除防渗膜，就一定要有官员承担巨额投资失误的责任，这种‘问责’所形成的压力将使该环评机构（尤其是本地环评机构）担心未来的生存和发展。”
这就不能不引起公众对于这些包括环评机构等中介机构的公信力进行拷问，为什么在人们最需要公正的时候，却没有环评机构站出来？近些年来，有关会计师、律师、司法鉴定等中介机构的诚信、公正的问题，一再被当作公众议题。“银广夏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会计师事务所公信力的质疑；湖北黄静裸死案，六次鉴定各不相同，引发了公众对于法医鉴定机构公信力的质疑；陕西宝马案，体彩承办方当着公证机构造假，引发了公众对公证机构公信力的质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中介机构的公信力正江河日下。
中介机构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国家权力在许多领域退出而逐步形成的社会组织，中介机构为社会提供各种技术、法律、会计等服务，特别是要为争议的双方或多方提供咨询、验证，其中立性和公正性非常重要，公信力是其生命线。但是，在我国，许多社会中介机构本身是政府的一些职能部门转变而成，其至今与原有的政府机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一些政府机关经常不严格遵守法律，超越职权干涉中介机构的事务，这使得中介机构生存环境并不十分理想，不能严格做到中立，因此其所做出的一些结论公正性常常令人怀疑。其次，在市场经济下，中介机构必须依赖市场生存，在竞争的压力下，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中介机构屡屡违反职业道德和准则，为委托一方大肆造假，也使得其公信力大大下降。
如果说，其他一些引发公众对中介机构公信力质疑的事件源于一些中介机构的趋利性的话，那么，在圆明园这一事件中，我们要质疑环评机构的公信力，是因为我们有理由怀疑环评机构无法抗拒公众和政府的压力，不偏不倚地做出公正的结论。因为圆明园环评这一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上，这么多环评机构都不敢接受委托，那么，在其他地方的环评上，环评机构又能否顶住压力呢？我们又凭什么相信他们在其他地方的环评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看来，不敢接圆明园的环评是全体环评机构的悲哀，也是中介机构的悲哀。我们希望一方面全社会能重视起来，大力清理制度环境，让中介机构更加中立，挺起腰来；另一方面，我们更希望有环评机构能勇敢地站出来，承接这一业务，以实际行动来维护这一行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为公信力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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