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中小学营养工作研讨会纪要》的通知
教育部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中小学营养工作研讨会纪要》的通知
2000-11-20
教体艺厅[2000]6号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中央领导关于学生营养工作的指示精神，推进中小学营养餐的实施，我部于2000年9月20日至21日在长春市召开了全国中小学营养工作研讨会。现将《全国中小学营养工作研讨会纪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按照《纪要》精神，认真做好中小学营养餐工作。
全国中小学营养工作研讨会纪要
全国中小学营养工作研讨会于2000年9月20日‘至21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学生营养工作的负责人及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中国学生营养促进会的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传达和学习了近期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学生营养工作及实施营养餐的指示精神；就如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学生营养工作及实施营养餐的指示精神，进一步推进中小学营养餐的实施等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北京、上海、长春、杭州等地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他们实施营养餐的情况和经验；会议代表考察、观摩了长春市学生营养配餐中心及其营养餐的生产、管理与学校实施营养餐的现场；我国著名营养学家于若木及原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出席了会议并做了专题发言；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负责人对进一步推进中小学营养餐的实施提出了要求。
会议认为，近一个时期，江泽民总书记、朱（钅容）基总理、李岚清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青少年身心健康和营养工作。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强调指出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并就中小学营养餐问题发表重要讲话。朱（钅容）基总理非常关注“学生豆奶计划”，召集有关部门对该“计划”进行专题研究，决定安排专项补贴资金在东北三省开展“学生豆奶计划”试点工作。李岚清副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就青少年营养健康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必须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做好学生营养工作。
会议认为，要对当前我国学生营养状况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显示，虽然我国学生身体形态已有较大的改善，但其营养状况存在的问题十分突出。学生肥胖及超体重儿童比率呈上升趋势，1985年与1995年比较，7-18岁男生超体重及肥胖率从2．75％上升为8．65％，女生从3．38％上升为7．18％，城市男生的超体重及肥胖率到1995年已高达12．03％。学生体重不足及营养不良的比例越来越高，其比率高达3 2．6％，其中男生由1985年的22．21％上升为1995年的26．87％，女生由1985年的34．81％上升为1995年的38．27％。这说明我国学生营养状况同时具有营养不足和营养过剩两类问题，而肥胖正在逐步取代严重的营养不良，成为中国城市学生的主要健康问题之一。这些问题如果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解决，将直接影响我国四化建设人才的培养，影响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会议强调，要抓住当前难得的机遇，立即行动起来，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推进学生营养餐的实施。
要进一步提高领导者的认识，把学生营养餐的组织实施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重要措施纳入教育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实施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我国国民素质，而学校营养教育及学生营养餐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提高青少年儿童体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也是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是其他任何工作都不可能替代的。因此，要把学生营养工作及实施学生营养餐作为当前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作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的“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的具体行动切实予以抓好。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对组织实施学生营养餐的工作进行认真的研究、规划。除个别特殊地区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选择一些具备条件的地方或学校开展学生营养餐的试点工作；所有省会市、计划单列市及有条件的地区都要抓一批起示范作用的试点地区和学校，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扩大试点面；已经进行营养餐试点的地区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工作质量，并在试点基础上逐步推进营养餐的实施范围。
要把营养知识的宣传、教育和普及作为推进学生营养餐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对学生进行科学引导，对家长进行宣传发动，为推进学生营养餐的实施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要加强学校健康教育。中小学校要落实国家规定的每周0．5课时的健康教育时间。在健康教育课时中安排必要的营养教育内容；要充分利用各种教育活动，如班队活动、课外活动、读书活动、广播、板报及张贴营养宣传挂图、印发营养科学知识小折页等多种教育形式向学生传授营养科学知识，培养学生科学的饮食观念和良好的饮食习惯。
要加强社会宣传、发动。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各界及学校领导宣传学生营养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取得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要重点做好对家长的宣传发动，利用家长会、致家长信、家访等形式向学生家长讲解营养科学知识、讲解实施营养餐的重要意义，争取家长对实施营养餐的理解和支持。
要把营养餐的实施过程作为传播营养科学知识、培养学生良好饮食习惯的教育过程。班主任及营养餐管理人员要经常深入学生就餐场所、甚至与学生共同就餐，利用进餐过程，结合具体食谱及其合理搭配，讲解、传授营养科普知识；及时纠正学生挑食、偏食的不良饮食习惯；督促学生把营养餐吃进去，使营养餐真正起到平衡膳食的作用；制止学生随意扔倒饭菜，培养学生节约粮食的习惯；组织学生分发营养餐、洗刷餐具，培养其热爱劳动的优良品质。
实施学生营养餐必须争取政府的领导及各有关部门的配合。要积极争取政府对学生营养工作的重视和支持，通过政府协调，取得各有关部门尤其是卫生、交通管理部门的配合。要充分发挥卫生部门的监督、指导作用，通过他们对营养餐生产企业、学校食堂及其生产过程进行严格审查及经常性的监督、指导，严把食品卫生关，防止食物中毒的发生；严把营养关，保证营养餐质量。要争取交通管理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保证运送学生营养餐的车辆正常通行，保证学生按时用餐，维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防止饭菜存留时间过长，杜绝食物中毒的发生。
实施学生营养餐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当前学生营养餐的实施要按照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学校组织、家长自愿的原则进行。学校在组织实施营养餐时，一定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对学生及其家长进行积极引导，取得家长的认可和支持；一定要坚持家长和学生自愿的原则，不能用简单的行政命令方式强行推行学生营养餐，更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以推行营养餐为名，推销质次价高的盒饭。营养餐的实施要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形式，既可以由配餐中心集中生产、供应，也可以由学校食堂按照规定的要求生产营养餐。但学校食堂生产营养餐也应按照相应的要求经有关部门审查认定，并严格按照有关食品与营养卫生的法规进行管理。
要高度重视食品卫生工作，把预防食物中毒作为推进营养餐的头等大事来抓。要配合卫生部门对生产营养餐的企业及学校食堂进行严格的审查、把关，并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保证其生产合格的产品。实施营养餐的学校要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及操作规范，确定专人管理该项工作。教育行政部门要定期深入实施营养餐的学校对其食品卫生及环境卫生状况进行监督检查。
供应学生营养餐的生产企业必须取得卫生许可证，并根据当地条件，逐步实行资格认定与准人制度。不能让管理混乱的生产企业为学生生产营养餐，不能让名不符实的营养餐、甚至质量低劣的盒饭进入学校。教育行政部门要与有关主管部门对生产营养餐的生产企业进行严格的审查和评估，在此基础上确定供应学生营养餐的定点生产单位。一个地区应确定数家营养餐的生产企业作为学生营养餐的定点生产企业，以供学校选择。学校可以在认定的营养餐生产企业中，根据其送餐距离、配餐质量、价格及服务质量等进行第二次选择，但不得在认定的营养餐生产企业以外擅自选择营养餐生产单位。对已经取得学生营养餐生产资格的企业要定期复查，经复查不合格的要取消其供餐资格，凡在供餐期间因其配餐质量问题导致群体性学生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的，除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外，还应取消其学生营养餐生产资格。
要为学校实施营养餐创造条件，或与有关部门共同确定营养餐的定点生产企业，或帮助学校改建食堂、培养与培训营养师或有关专业人员、研究制定营养餐食谱等，并积极鼓励学校组织学生食用营养餐，积极引导学生食用营养餐。
要重视和加强有关学生营养餐管理的法规建设。在总结试点经验及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有关学生营养餐管理的法规或法规性文件，使地方各有关部门依法管理学生营养餐，保证学生营养餐健康、稳步、有序地发展。在国家有关法规或法规性文件出台之前，有条件的地方可先行制定地方法规，加强对当地学生营养餐的管理。
我国宪法监督程序制度的现状反思及设计
辛炳辰
一,我国宪法监督体制的现状
现行宪法(1982)所规定的宪法监督制度,在内容上与之前几部宪法相比较,有了很大的改进与完善,使宪法监督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大体上从四个方面确立了现行的宪法监督体制：①明确宪法地位，表明其最高性。通过对宪法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的确认，为宪法监督机关对宪法实施的监督提供了保障，也表明宪法监督机关的权威来源于宪法这一根本法的赋予。②明确宪法的规范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同时也规定了具体的追究方式，如罢免有关人员的职务、撤消违宪的法律法规，使其产生的法律效力丧失掉、不批准违宪的法律法规等。这实际上是宪法监督落到实处的具体表现。③明确宪法监督主体及职权。《宪法》第62条第2款，第67条第1款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宪法监督权”同时也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审查权、批准权、改变权、撤消权和罢免权”任何一项制度要落到实处，都离不开特定的主体予以实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也不例外。④明确规定了宪法监督的方式有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这就要针对不同的立法主体，不同的立法性质采取相应的监督方式。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现行宪法监督制度总体上仍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学术界对此探讨较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①宪法监督缺乏专门性，许多学者认为应当设置专门宪法监督机关，使宪法监督成为专门机关的专门活动。当前宪法监督主体的设置缺乏科学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本身作为立法机关，由其作为宪法监督主体，实际上成了自己立法自己监督，显然有损宪法监督的权威性与实效性。②宪法监督缺乏经常性。这是由于全国人大是采取会议的形式来召开，而全国人大每年仅举行一次例会，常委会也是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各常设专门委员会又无权主动行使宪法监督权，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的监督不连续，使宪法监督缺乏经常性。③宪法监督缺乏可操作性。这是笔者认为的现行宪法监督体制最大的弊端。宪法本本身虽确立了大体上的宪法监督制度，但由于缺少具体的程序规定和具体的监督标准，使变得模糊不清，难于运作，实践时遇到极大困难。笔者认为，一部好的法律，一项好的制度，只有通过具体的实施才具有生命力，才能真正为人们所感知、所贯彻，否则最终将成为一纸空文。作为贯彻与体现宪法的最高权威与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监督制度，其实施与否，更是倍受关注。当前宪法监督存在的诸多不足中，最应引起注意的便是宪法监督缺乏程序制度，这使大体上成型的宪法监督制度却难以付诸实施。
二、我国宪法监督程序制度缺失的反思
正如李忠教授所述：宪法监督程序是宪法监督的载体，是连接宪法监督机关和社会现实的桥梁。离开了宪法监督程序，宪法监督将寸步难行。同时李忠教授还针对宪法监督程序的重要性，举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例子：在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议程安排上出现严重的程序错误，李鹏同志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先，国务院总理产生在后。也就是说，在李鹏同志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还兼任着总理，这就与全国人大组织法规定相悖，但由于缺少事前审查程序，这一错误也未得以及时发现和纠正。的确如此，如果没有宪法监督程序制度，纵使明确了宪法监督主体，但如何具体实施监督？监督的方式就具体如何操作呢？无疑都成了纸上谈兵，从而也使得宪法监督的权威性大打折扣。
可见宪法监督程序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保障宪法规定的实体内容的实现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对违宪给以处理和制裁时更要遵循一定的规程和步骤。实际上，现行宪法不仅在关于一定行为的合宪性监督方面缺乏程序性规定，而且对规定堪称详细的法律、法规的合宪性监督方面，同样也缺乏具体的程序性规定。比如对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省级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合宪性审查上就没有任何程序性的规定，那么立法为何会出现如此的偏差呢？宪法监督程序何以被立法者遗漏呢？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状况存在以下几方面原因：①宪法监督实体制度仍不完善，宪法监督的权威性尚未树立。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制建设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使的法律在政治生活说权威性一直难以树立，宪法同样如此。一直到1982年新宪法的制订，才有了大体上确立起来的宪法监督制度。然而由于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和最高效力性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上尚未形成，使得宪法监督制度同样不受重视，甚至可以说未取得立法者的重视，在宪法监督实体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宪法监督的程序制度更是直接缺失。②受千百年来形成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法制观念的影响。宪法监督程序同其他任何的法律程序一样，都不应是一个纯粹的形式问题，而是应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由于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法制观念的影响，人们在选择时更侧重于实体上去构建宪法监督制度，倾向于用实体上的宪法监督制度去实现宪法监督的立法目的。而实际上忽视了作为桥梁的宪法监督程序制度的构建，宪法监督已然举步维艰。③宪法本身存在的原因。一般说来，大多数宪法条款都无需专门机关适用。尤其是部分宪法条款缺乏规范性，不具有直接法律效力。如宪法序言中的叙述性条款、具体规则中的提倡性条款等，这就会造成既然宪法本身许多条款不具有可实施性，那么宪法监督也没有必要规定具体程序的假象。对于宪法的规范性条款,宪法又不具有可诉性。宪法作为最高法，与其他部门法一样，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如规范性，可操作性，强制性等。“法律的可诉性，应当成为法律，特别是现代法治国家法律的基本特征之一。”（注：王晨光：《法律的可诉性：现代法治国家中法律的特征之一》，《法学》1998年第8期。 ）而我国却尚未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宪法还不具备可诉性，从而使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大打折扣。④一定范围内存在的误解。这里一定范围，笔者认为也包括学术界及立法者中的部分同志。正如王广辉教授在《通向宪政之路》一书中指出：有人认为，在我国宪法监督制度中，对法律法规合宪性的审查是有程序可遵循的。这种程序就是宪法和人大议事规则规定的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审查议案的程序。实际上，从这一程序的内容可见，其针对性是很明确的，局限于审查议案，而非宪法监督。即使审查议案的程序设计与宪法监督的程序设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共性，然而有共性也必然存在各自的特殊性，二者毕竟是不能合二为一或相互取代的。
三,我国宪法监督的程序制度设计
宪法监督程序作为宪法监督机关在行使宪法监督权力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方式与步骤，其具体设计时最根本的出发点应当立足于监督对象，即宪法监督程序应适应具体是实体内容，主要包括：行使违宪审查权、审查法律，法规合宪性、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职人员行为的合宪性及进行宪法审判等。从宪法监督的内容来看，宪法监督程序与我们日常所谈的三大诉讼程序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①两种程序的性质不同。宪法监督程序主要涉及宪法构建下的政府权力的分配，其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不受政府非法干预。而三大诉讼程序则是一般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②宪法监督程序采取独特的审查方式即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③审查的表现形式不同。宪法监督程序采取书面审查为主，在实行司法审查的国家也采取审判的方式。而三大诉讼则一般以审判为审查形式。可见宪法监督程序在我国现行宪法监督体制下与三大诉讼程序是截然不同的，是不能仅仅从三大诉讼程序着手，生搬硬套，宪法监督程序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具体而言，宪法监督程序要与宪法监督的实体内容相适应，其表现出的独特性应包括：①法定性。即宪法监督程序是宪法赋予监督主体进行宪法监督应当遵循的程序，其依据是宪法，其程序规则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它是宪法监督主体履行职责的保障，是不能随意变更的。②特定适用性，即监督程序要与宪法监督的实体内容相适应，二者相互依存。宪法监督程序仅仅适用于宪法监督，不适用于对其他性质案件的处理和裁定。同样宪法监督内容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也决定了宪法监督程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③程序性。作为一项具体的程序来强调其程序性，实际上是强调，在宪法监督程序的设计上，必须要将宪法监督的实体内容落到实处，形成一个完整的宪法监督行为的过程。从而使宪法监督程序的环节能有机整合于一体，既必要也合理，对违宪的事实予以准确的裁判和处理。
宪法监督程序的设计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尤其是宪法审查制国家的做法与非宪法审查制国家的做法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结合我国当前的宪法监督体制，和借鉴有关国家宪法监督程序的设计，笔者认为我国宪法监督程序应针对不同的审查内容，及法律法规和特定行为两类，作出不同内容的设计：
1， 程序中的启动环节。
启动宪法监督程序，是宪法监督程序的第一个环节。如同汽车的发动。在实行宪法审查制度的国家，一般采取宪法控诉的模式。如德国宪法第93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乡镇或乡镇协会由于公共权力或某一法律侵犯了他的某项基本权利或自治权利，可以提出宪法申诉。俄罗斯、西班牙、奥地利等国也有类似的规定。这种方式是基于当事人的申请，一般而言宪法法院是不能实行职权主义主动审理的。美国的做法比较特别，采取调卷令的的启动模式。而法国的做法，则更值得我们借鉴，其采取的是法定提交的模式，即规定法律法规在颁布、执行之前，必须提交给特定的机关即法国宪法委员会审查。可见基于议会制的法国模式与我国当前宪法监督体制是较为接近的。当前我国的宪法监督主要针对的就是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审查，而审查主体又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因而若采取法定提交的方式是可取的，虽然显得被动却行之有效。但是如若针对有关行为的合宪性审查就显得余力不足了。笔者认为，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毕竟与法国的议会制是不同的，有其独特的优势，如人大代表意志的普遍性、人大机构设置的广泛性等，所以我们不仅可以针对法律法规的合宪性采取法定提交的方式，同时针对有关行为合宪性审查也可以采取申请的方式，即赋予公民对有关行为是否合宪向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提起审查申请，并由该专门委员会作出是否提交与人大审查的决定。
2， 程序中的受理环节。
宪法监督程序启动后要正常进行，必须是要启动的理由得到宪法监督机关的认可，也就是通常所讲的是否可以得到受理，这是监督程序的第二个环节。
受理环节在不同宪法监督体制的国家做法也是大相径庭的。一方面表现为受理机关的不同，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受理的具体条件不同。对此德国的做法是比较典型的，规定当事人向宪法法院提出要求解决的宪法性争议的申请，依据《联邦宪法法院法》第23条第1款是规定，必须符合两个条件：①是以书面形式提出。②必须注明理由和提供必要的证据。对此，西班牙等国还强调了有关当事人诉讼资格的问题，以及为了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性，美国采取的穷尽其他救济方式的原则，当然穷尽原则的适用是有相当严格限制的。
针对受理环节，笔者认为主要是针对有关行为的合宪性审查，对法律法规的审查主张法定提交，宪法监督机关就必须依法作出审查，因此并不存在受理的问题。在受理的具体要件上，是否以书面形式提出并不是必要的条件，口头方式同样应当适用，甚而要考虑少数民族可以采取本民族语言提出申请的权利。当然说明理由和提供必要的证据则是应当具备的，此外还应当考虑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这对分析行为的合宪性也是相当重要的。
3， 程序中的具体审查环节。
这是宪法监督程序的主体所在，是最主要的关键部分。在司法审查制国家往往被称为宪法诉讼的审理程序，主要包括证据认定、具体审判规则、时效制度、审级制度等问题。这样的程序设计类似于普通诉讼程序，德国的做法即是如此。而在议会制国家，这一程序又被称为审议程序，往往包括召集议会、听证程序、具体审议程序等。当然，这种审议程序也被某些司法审查制国家所采用，如《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的联邦宪法性法律》规定的宪法监督程序。
在我国由于明确规定了，宪法监督的方式即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方式，所以具体审查程序要与之相适应。但这种审查方式适用于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审查。笔者认为，引入审议程序是有必要的，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是将有关行为的合宪性审查问题提交于人大和人大常委会，从而，由此进入审议程序，根据有关材料的内容及相关证据，并且允许行为人做相应的陈述，通过会议和表决的形式作出是否合宪的决定。
4， 程序中的判决与决定环节。
在司法审查制国家，宪法审查的判决与一般民事、刑事案件的判决相同或类似，采取判决书的形式，对有关行为作出处理和制裁。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第30条规定，联邦宪法法院根据自由心证，依据言词辩论的内容和调查证据的结果，经过秘密评议，作出裁判。但在非司法审查制国家，一般在审议后即采取表决的形式作出决定，然后通过公告的形式产生公示力，从而对有关行为是否合宪作出的认定。我国也因采取决定的程序，即与审议程序相结合在审议表决后作出决定，之后予以公示，这种决定的效力是应产生最终的效力，也就是说，不存在宪法审查制国家可能因裁判形式而引起上诉程序。
可见，我国宪法监督程序的设计，实际是针对审查对象分为两种情形来设计：一方面针对法律、法规，因为我国现有的宪法审查制度对此规定的较为详尽，程序的设计也相对简单。另一方面，则针对有关行为的合宪性审查，设计的程序包括了上述的四个主要部分。当然，具体细化的程序，如是否需要在审议程序中增加听证程序、是否要采取回避程序、以及是否要在决定程序后增加复议程序，则应结合我国当前的宪法监督体制状况，做具体量化设计时应当慎重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