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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监外执行是我国刑罚执行的一种，是对罪犯采取不予关押，放在社会上交由基层群众监督和派出所执行相结合的一种方式。监外执行罪犯包括：判处缓刑、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五类罪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赋予监督刑罚执行的重要职责。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对监外执行罪犯执行的监督工作。对于促进公安机关对监外执行的监管，保证法律在刑罚执行中的正确实施，预防监外执行罪犯再犯罪，消除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主题词］检察机关 监外执行罪犯管理 问题 对策

　　监外执行是我国刑罚执行的一种，是对罪犯采取不予关押，放在社会上交由基层群众监督和派出所执行相结合的一种方式。监外执行罪犯包括：判处缓刑、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五类罪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赋予监督刑罚执行的重要职责。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对监外执行罪犯执行的监督工作，对于促进公安机关对监外执行的监管，保证法律在刑罚执行中的正确实施，预防监外执行罪犯再犯罪，消除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随着“严打”斗争的顺利开展，监外罪犯（又称监外执行罪犯、外执犯）也相应增多，脱管失控、再犯罪（又称重新犯罪、又犯罪）等现象不断发生，并已经成为社会秩序的重大隐患，现就现阶段监外执行检察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发表以下几点看法。
　　一、监外执行的制度沿革
　　监外执行是我国刑罚执行变更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指对判处徒刑、拘役因出现某种法定的特殊情形不宜在监内执行时，暂时将其放在监外执行的一种变通方法。
　　监外执行最早源于我国汉朝的“颂系”制度，“颂系”，对依法应该拘禁的犯人，不拘禁于一般的牢狱中，不戴桎梏的制度，主要对“高年老长”和“孕者未乳”的使用，已经具有现代监外执行制度的雏形。直至《大清监狱律草案》中将“丧失精神、因拘禁不能保全生命、怀胎或产娩、传染病”适用暂予监外执行，该规定已发展成为现代意义的监外执行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对监外执行进行规定的为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该条例第60条对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决定机关与程序、执行机关与刑期计算的问题，这一制度性规定被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所取代，而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原来的监外执行制度做了适当的修改与完善。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则是在我国社区矫正发展的背景下，继《刑法修正案八》之后，对监外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发展的规定。
　　二、新刑诉法对监外执行产生的影响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新刑诉法对暂予监外执行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完善了检察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修改后的新刑诉法对监外执行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是监外执行犯的教育改造、监督管理面临新的挑战。教育改造方面，过去对监外执行的罪犯大多采取集中、混关型模式，所进行的教育也基本为单一的大课堂教育和制式的谈话。法律监督方面，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主要承担着对看守所（监狱）的法律监督，基层检察院只用了很少的精力对监外执行进行法律监督。而现阶段监外执行罪犯人员将逐年增加，刑种也在增多，且流动性大。潜在的社会危害性、结构的复杂化、监外执行所进行的管理、教育模式面临着新的挑战，有待改变，同时也使得检察机关对监外执行的法律监督工作量将大大增加。
　　二是监外执行犯的减刑适用产生新的问题。根据现行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在社区矫正的执行过程中不能减刑；被假释的罪犯除有特殊情形一般不得减刑，其假释考验期也不能缩短；被宣告缓刑的罪犯除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以外，一般不适用减刑，缓刑考验期也不能缩短；被判处管制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但被判处管制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悔改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减刑，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实践当中没法操作。此现状不利于社区矫正人员安心接受矫治，也容易使社区矫正对象对获得减刑的政策产生怀疑，不利于其积极改造。
　　三是监外执行犯的人员结构发生新的变化。修改后的刑诉法首次明确规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符合法定从轻、减轻条件的未成年人尽可能适用缓刑，同时“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虽然有这么多的保护政策，但未成年人因一时冲动犯下错误必将对其生活造成影响，这些影响如何解决，仅仅依靠社区矫正工作自身的力量还不够，还需要家庭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努力。才能促使未成年人痛改前非，重新走上社会，从而降低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机率。
三、当前监外执行中的问题
按照人民检察院关于对监外执行罪犯考察的规定，我院监所科对全县派出所辖区部分监外执行罪犯进行了考察，考察中采取了“三见面”的方法，即和派出所见面，和村委会见面，和本人见面。首先去派出所了解公安机关对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管情况，监管措施是否落实，是否逐人建立了档案，定期考察，是否存在不报到及法律文书末送达的情况，是否有请销假记录。然后去村委会了解情况，在村上的表现，本人是否在家及去向，最后和本人见面，询问其表现，帮助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并进行耐心的法制教育。通过 三见面的方法，准确掌握了监外执行罪犯的情况 。
从考察的情况来看，各派出所对监外执行的罪犯的监管普遍重视，认识明确，都把监外执行罪犯作为重点人口来管理，定期对其考察，但在考察中也发现了不少的问题。一是监外执行罪犯回家后，本应到当地派出所报到，定期汇报自己的思想及表现情况，但部分监外执行罪犯回家后没到派出所报到，派出所只收到法院的判决书，找不到人不掌握情况。二是个别监外执行罪犯回家后也到派出所报到了，但派出所没有收到相关的法律文书。三是按照规定监外执行罪犯离开所在地必须向当地监管机关报告自己的去向，但在考察过程中部分派出所没有他们的请假记录。四是部分派出所监外执行罪犯的档案还不齐全，承包责任还不明确。
　　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1、司法机关作出监外执行判决、裁定或决定时把关不严。我国法律法规对监外执行设置了严格的审批条件和审批程序，暂予监执行犯和假释犯必须经过法定的执行变更程序，管制犯、剥夺政治权利犯、缓刑犯则必须依据人民法院相应判决。但是司法机关在作出监外执行判决、裁定或决定时存在把关不严的现象，以钱抵刑、以情代法时有发生。这在职务犯罪、经济犯罪中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一是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对不符合条件的罪犯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二是对监内罪犯不按规定、不看表现，盲目进行考核、加分和奖励；三是在呈报和决定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时违反法定条件和程序。因把关不严使本应在监内服刑的罪犯变为监外罪犯，这些人大多没有彻底转化，具有很强的社会危害性，甚至以为有了“保护伞”，往往成为再犯罪的高危人群。
　　2、在交付执行时容易造成脱管失控。在对监外罪犯的考察中发现，脱管失控大都是由交付执行环节中司法机关的配合衔接不到位造成的。一是人民法院没有将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判决和假释裁定、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监狱管理部门没有将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等相关法律文书及时送达执行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出现见人不见档、见档不见人，甚至人档都不见的情况；二是监外罪犯的迁居、外出，原执行机关不能及时掌握，或将有关情况通报监管部门和新执行机关，从而使监外罪犯逍遥法外。
　　3、执行机关和帮教组织履行职责不到位。监外罪犯的执行机关是县（市）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具体一般由罪犯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对监外罪犯进行监督考核，居委会、村委会和原单位协助进行监督，并共同组成帮教组织。但是由于监外罪犯人数较多，居住分散，并具有一定流动性，客观上给监督管理造成一定困难。基层派出所警力有限，业务繁杂，常常是“重办案，轻监管”。帮教组织的成员主要由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成员组成，他们往往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使帮教工作失去了群众基础，帮教措施也难以落实。尤为突出的是一些已经丧失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监外罪犯得不到及时收监，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
　　4、病残鉴定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依照法律规定，对于实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期满前，监狱应当派干警实地考察或者发函调查。当暂予监外执行期满前，监狱以发函的方式调查保外就医犯的病情变化时，罪犯若想延长暂予监外执行期限，只要到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开一个病情尚未好转的证明寄往监狱，监狱就可以以此证明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监狱局，办理延长暂予监外执行时间的手续，即可按程序审批。这一规定显然失之过宽，漏洞也很多，难以实现对病残鉴定的监督和制约，使权钱交易、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有机可乘，导致以保代放和收监难等问题的出现。如上述罪犯张某某，被浙江省第二监狱发现其续保的医学司法鉴定属冒名顶替，在监狱对其收监时发现该犯已脱管。
　　5、监督机制不健全、管理措施不得力、帮教不到位。一是对监外罪犯刑罚执行的监督管理重视不够。由于对监外罪犯进行监督考核的是罪犯居住地公安派出所，而基层派出所警力有限，业务繁杂，常常是“重办案，轻监管”，没有建立健全监外罪犯档案，没有成立帮教组织和落实具体的监督考察责任制度，对监外执行罪犯的表现、去向无从掌握，出现虚管、漏管、脱管、失控等现象，存在该及时收监的不收监，该延期的不办手续等等，姑息养奸，贻害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如罪犯谢某某，因贩毒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该犯因生活不能自理由平阳县人民法院决定对其暂予监外执行一年，在此期间，又涉嫌贩卖毒品犯罪，平阳县公安局仍未将其收监。经平阳县检察院建议，并将情况向县人大、县政法委汇报，平阳县公安局才将其收监。二是帮教组织流于形式。目前对监外罪犯监督管理主要是公安机关一家，基层组织的帮教往往流于形式，社会力量参与少，而帮教组织的成员主要由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成员组成，他们往往疏于监督甚至不愿监督，个别监外罪犯横行乡里、寻衅滋事，帮教人员避之忧恐不及，更谈不上监督教育，无法达到综合治理。监外罪犯亲属配合帮教不力，他们中的多数人存在片面认识，错把监外执行和考验当作刑满释放，认为对监外执行罪犯无需帮教。现行法律在严格管理监督方式上没有制定统一的规章制度及措施，导致具体操作上无章可循。三是部分保外就医的罪犯由于家中经济困难或为了逃避刑罚而未医治，造成无法收监。相当部分保外就医的罪犯由于家中经济困难，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造成久病不愈，无法收监，有的则是为了逃避刑罚故意不治疗，也造成无法收监。如罪犯陈某，因贩毒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因其患乙状结肠异物穿孔，术后肠粘连，右下腹人工肛门，平阳县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一年，该犯在保外就医期间故意不予治疗造成无法收监。之后因该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违反了《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的规定，平阳县公安局才将其收监。
　　6、检察机关监督检察职能没有充分发挥。监外执行检察是监罪犯再犯罪控制的最后一道防线。有些监所检察部门一直高度重视对监管场所内的执行监督上，忽视甚至无视监外执行监督。在监执行检察中，往往处理不好敢于监督与善于监督的关系。一是对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管部门的违法行为，不敢或不愿检察纠正；二是仅满足于发出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意见书，忽视了落实和改正的情况；三是监督方法不科学，要么浮在面上，发现不了问题，要么一沉到底，对公安机关的工作大包大揽，事倍功半。使监外执行检察成为“马奇诺防线”，不能充分发挥其再犯罪控制的作用。
　　四、监外执行检察运行存在问题的对策
　　1、高度重视，严格把关。监外执行检察是监所检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刑罚执行监督的重点之一，也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手段，必须高度重视，严格把关。一是事前监督。监所检察部门（尤其是驻所检察室）应当深入监管改造现场，认真调查，掌握罪犯的刑期、改造表现、疾病和伤残情况，对于可能符合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要做到心中有数；二是事中监督。列席监管部门研究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会议，参加对罪犯的身体检查，认真审查拟提请或呈报的罪犯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发现不当应当提出纠正；三是事后监督。人民法院作出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判决和假释、裁定、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和监狱管理部门作出的暂予监外执行决定要及进送达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发现不当，根据情况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提出检察建议或抗诉。通过严格把关，确保不符合条件的罪犯不能监外执行，从源头上减少了监外罪犯的社会危害性和再犯罪的可能性。
　　2、狠抓办案，打击犯罪。狠抓办案、打击犯罪是监督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手段。一是要积极投身“严打”整治斗争，严厉打击监外罪犯再犯罪，把惩治犯罪与预防工作相结合。二是要严厉打击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判决、裁定、决定监外执行的职务犯罪，特别是加强对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查办力度，把查办案件与纠正违法相结合。
　　3、全面检查，重点转化。监外执行是刑罚执行的重要部分，是惩罚与教育改造的辨证统一，其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因此监外执行检察重点是加强对公安机关监管执行活动的监督。一是监所检察部门每半年会同公安机关对监外罪犯开展一次联合检查，不定期开展抽查，发现脱管漏管等违法现象及时纠正、建议；二是监督公安机关的监督管理措施是否落实，帮教组织是否建立并发挥作用；三是监督和配合公安机关做好普法宣传和重点犯、危险犯的监督考察和教育转化工作。
　　4、密切配合，齐抓共管。以“严打”整治斗争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契机，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交叉的再犯罪预防体系。一是要加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法院、监管部门之间的配合，尤其是做好法律文书的送达和有关情况的通报；二是加强与基层群众帮教组织的配合，指导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落实帮教措施；三是要加强与监外罪犯亲友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充分发挥他们对监外罪犯的监督、教育、改造作用。
　　5、建立和完善病残鉴定制度
　　规范进行刑事诉讼医学鉴定时的监督制约措施，规定鉴定时必须有服刑机关的监所检察部门或驻所检察室人员在场，经签字后生效，然后再报监狱管理局审查批准或人民法院决定。坚决杜绝在罪犯保外就医过程中的钱权交易、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现象的发生。为了规范医学司法鉴定的监督制约机制，平阳县检察院与平阳县医院制定制度，实行对所有平阳籍罪犯医学司法鉴定的规定：必须有监所检察部门派员在场，否则不予鉴定。
　　6、健全机制、做好帮教。公安机关认真总结监管暂予监外执行犯的经验、教训，明确监督职责，制定具体的监督考察责任制度，健全、规范监外罪犯的档案管理，对所建立的监管人员考察档案，要详细记录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活动情况、现实表现及其他有关材料，做到一人一档、该管尽管，确保不重不漏。
　　基层组织或者罪犯原所在单位的职责是协助公安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犯进行监督，公安机关应加强与基层群众帮教组织的配合，积极探索和建立司法部目前开展的“社区矫正”教育平台，做好暂予监外执行的后期延续工作，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和渠道妥善做好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安置工作，引导他们不因生存问题而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形成合力保障社会稳定。
公正的判决要靠公正的执行去实现，再好的判决如果没有执行好也是一纸空文，监外执行罪犯执行工作是整个刑罚执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需要我们政法机关，要建章立制，广大政法干警要增强责任心，这对于监外执行工作依法进行，保证刑罚执行和刑罚制度的正确实施，防止脱管漏管和再犯罪现象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必要性。

参考文章：
1、《监所检察概论》
2、监所检察“四个办法”
3、监外执行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4、新刑诉法对监外执行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5、《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05页。
6、《汉书?刑法志》。
7、吴宗宪、陈志海、叶旦声、马晓东，《非监禁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5页。

作者：景县人民检察院 霍利
对侵财类犯罪“非法占有目的”再认识

郭山珉


【内容摘要】
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绝大多数财产类犯罪的行为人所追求的主观目的。我国刑法关于侵犯财产类犯罪的规定中，为了强调犯罪行为人对占有目的的非法追求，对八个罪名明确规定只有出于“非法占有目的”时，行为人才能构成该种罪。对这些特定的“目的犯”而言，主观上是否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则成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一个重要界限。侵犯财产类犯罪在铁路管内是常见多发案件。因此，对刑法本意上的非法占有目的进行再认识，完整、准确地掌握立法精神，已显得越来越重要。

【关键词】 非法占有目的，认识困惑，行为判定，推定认定

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绝大多数财产类犯罪的行为人所追求的主观目的。我国刑法为了强调侵犯财产类犯罪行为人对占有目的的非法追求，明确规定只有出于“非法占有目的”时，行为人才能构成犯罪。近年来对财产类犯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识一直存有争议，如何认识非法占有目的已经成为现阶段办理侵犯财产类犯罪案件中诸多矛盾的聚焦点。因此，对刑法本意上的非法占有目的进行再认识，完整准确地掌握立法精神，已显得越来越重要。笔者结合多年的办案实践，就此作一探析。
一、非法占有目的刑法上的含义及特征
刑法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权利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进行支配，并遵从财物的用途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即非法占有目的由“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构成。①占有是人对财物事实上支配、管理的状态，必须是排除他人对财物的支配而将财物事实上置于自己支配的状态时，才能确定占有状态形成。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财物占有的非法性。非法占有的前提条件是行为非法。就是行为人没有法律依据的对他人财物的保有、控制、支配和处分。其取得和占有财物的行为，是没有合法依据并为法律所禁止的非法行为。如果行为人根据法律规定或法律事实合法占有了他人财产，就不可能构成刑法上的占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行为并不一定都是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行为，只有当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数额达到法律规定的数额标准时，才能对行为人处以相应的刑罚。
2、对财物占有的实控性。非法占有的本质特征是占有，也就是对财物的实际控制，主要体现为对财物的直接掌握与管理。这种掌握与管理必须是直接的、现实的，而不是间接的、想象的。当然，在研究实际占有性的时候，也有一种行为人企图非法占有，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实际占有，或者行为人自动中止了自己的行为，不再实施实际占有行为的情况，也是刑法中的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
3、对财物占有的广义性。在刑法中，侵犯财产类的犯罪，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对他人财产所有权能的全面侵害；二是部分侵害，即只侵害到所有权权能的某些方面。而凡“占有”型犯罪，均是指行为人意欲行使他人财产所有权的全部权能，即对他人财产所有权构成全面侵害。在这个意义上，非法占有实际上就是非法所有。
4、对财物占有的明确性。侵犯财产类犯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直接故意，行为人必须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目的，这是刑法所明确规定的，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不能认定为刑法中的非法占有。司法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不是出于贪利性动机而实施了财产型犯罪行为的情况。比如，因追索债款不成而盗窃债务人财物的，因对单位领导不满而盗窃本单位财物泄愤所得的，等等。尽管犯罪动机不同，但行为的实质还是将不属于自己所有的公私财产非法占为已有，目的还是明确的。
二、非法占有目的认识上的困惑
1、非法占用与非法占有的关系。个人或公司、其他组织借钱经营案件的行为人通过欺诈的方法取得公私财物后，并没有携款潜逃或明显地用于个人挥霍，而是用于经营。对此则难以确定其意图是非法占用公私财物还是非法占有公私财物。
2、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关系。个人或公司、其他组织借财物进行经营的案件，经营人对能否最终取得他人的财物的所有权持放任态度，若万一经营成功或对方追的紧就归还，追的不紧或无钱就赖，其故意犯罪的类型属于间接故意。但如果将间接故意也纳入非法占有目的的范畴，则明显违反了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目的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的通说。
3、经营成功与失败的关系。由于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确实有在没有资金或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采用“借财物”方式经营成功的特例。如果以经营成功及经营人在事后能偿还财物为归责的理由，有客观归罪之嫌。
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判定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指行为人企图通过实施某种犯罪行为，达到将不属于自己所有的公私财产转归自己所有的目的。这种心理状态对于行为人来说是主观的，而对办案人员来说，则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被认识的。在办理侵犯财产犯罪案件中，要正确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必须着力查明五个方面的客观情形。
1、必须查明行为人实施非法占有行为的具体动机。犯罪动机是推动或者引起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与犯罪目的有着紧密的联系。犯罪动机作为一种思想因素，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外界的其他事物，也就是行为不端的背景存在着一定的客观因果性。所以，查明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必须查明其行为的动机和背景。比如，有的行为人为了更新设备，却以流动资金的名义申请货款。这种欺诈行为在方式上非法的，但动机只是为了解决生产和经营活动的迫使需要，就不能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2、必须查明行为人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具体情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一种主观心理态度，只有在实施了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行为之后，才能明显地表露出来，得到证实。尤其是在犯罪分子不愿暴露自己的犯罪目的，或者侦查行为不当，导致行为人作出违心供述的情况下，查明行为人占有公私财产的具体情节，对于正确判定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必须查明行为人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具体手段。在许多情况
下，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通过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具体方法表现出来的。根据法律规定，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刑法分则条文中没有明确表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只要采取相应的犯罪方法，实施了具体的犯罪行为，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应当认定为非法占有公私财物而构成犯罪的情况。二是必须采取刑法分则条文中列举的犯罪方法，实施了相应的犯罪行为，才能被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构成犯罪的情况。三是刑法分则条文虽然规定了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构成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但没有详细列举非法占有的具体方法，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的情况。如刑法金融诈骗中的集资诈骗罪，必须具备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方面要件。然而，在非法占有为目的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就很容易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混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此罪与彼罪的区分只能从犯罪方法上进行分析。以高收益为诱饵，捏造事实，编造谎言，诱骗公众进行投资，或者以“共同投资”的名义骗取他人钱财的，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构成集资诈骗罪。而利用人们的获利心理和金融知识比较贫乏的弱点，以高利息相引诱，骗取群众存款后高利转贷牟取暴利的，虽然也采取了欺骗的方法，但没有非法占有群众存款的目的，就只能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4、必须查明行为人对非法占有的公私财产的处置情况。行为人对非法占有的公私财产的处置情况，清晰地表明了行为人对已经非法占有的公私财产的主观心态，由此可以判明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从而明确地区分行为人的行为是属于民法调整的非法占有范畴，还是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犯罪行为。如刑法第224条第四项规定，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但有些行为人收受货物、货款后将之处置后没有逃匿，只是无力履行合同，即所谓的“千年不赖，万年不还”现象。这时能否认定为非法占有目的是相当困难的。
5、必须查明行为人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具体时间。关于非法占有的时间问题，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非法占有的目的的形成时间；二是行为人打算对财物非法占有的时间。行为人打算占有他人财物的时间，对于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行为人是打算长期、永久占有？还是打算短期、暂时占有？直接反映出行为人对财物的处置意图。作为“非法占有目的”的占有，应是打算长期占有、永久占有，而非短期、暂时占有。
四、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认定
侵犯财产犯罪是铁路常见多发的案件。在办理这类案件时，我们常常遇到行为人为逃避法律制裁，以各种借口拒绝承认自己当时的主观目的，给非法占有主观故意要件的认定、举证带来诸多困难。这就需要借鉴客观主义理论的有益成分，在查明客观情形的基础上，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材料，按照非法占有的几个方面特征逐一分析后加以综合，推定出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正确结论。
所谓推定,是指根据事实之间的常规联系,当某一事实确定存在时,可以推导出某个不明事实的存在。用以推导的事实谓之基础事实,由基础事实推导出来的事实则是推定事实。推定的原理表现在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普遍的、常规的共存关系,即当基础事实存在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推定事实也存在。目的犯的犯罪目的，是一种主观心理内容，看不见、摸不着，很难被外界直接感知。故而在犯罪嫌疑人辩解无诚信价值且明显偏离事实的情况下，非法占有目的应运用推定来解决。非法占有目的推定，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中也有明确的体现。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三条第(三)项就规定：“金融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根据司法实践，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一规定肯定了司法推定在金融诈骗罪认定中的运用。也就是说，推定证明犯罪允许例外。笔者认为，犯罪行为乃外化的主体思想，也只能以外化的行为来推定主体的思想。司法推定运用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侵犯财产犯罪的诉讼证明活动, 既能够有效地减轻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和诉讼成本,也能够有效防止因证明不能而带来的不利后果，更能够全面、科学、客观的判定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不失为解决非法目的证明困境的一种有效思路。

①参见张明楷：《论财产罪的非法占有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