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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应以投标价格作为主要考量

作者：谷辽海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http://finance.sina.com.cn
发表时间：2005年09月27日 09:07

　　
　　定标是政府采购项目开标后至授标之前的最后一道评定适格供应商的程序。按照国际惯例，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经过严格的招标、投标、开标程序后，在授予合同之前，应依照法定的授标条件和招标文件的要求，对所有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估，最终确定合格的供应商。

　　我国《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授标条件分别是“最低评标价法”和“综合评标方法”，从我国1980试点推行公共采购制度至今20多年的时间来看，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采购主体对“综合评标方法”一直是情有独钟，这种方法长期在我国公共采购市场占主导地位。相反，尽管立法已经有明文规定，但采购主体通过“最低评标价法”确定中标供应商的则非常罕见。这种状态在我国《政府采购法》颁布三周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任何改观。为此，本文在分析我国盛行的“综合评标方法”弊端的同时，介绍国际上公共采购的定标方法，并建议未来的立法应该将供应商的投标价格作为定标的主要考虑因素。

　　“综合评标方法”是导致我国公共采购领域腐败案件频发的主要根源之一。虽然，“综合评标方法”在国际上也是评定适格供应商的通行做法，但并不是首选的定标方法。该方法是指在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因素进行综合评审后，以评标总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供应商或者中标供应商的评标方法。其评分的主要因素是：价格、技术、财务状况、信誉、业绩、服务、对招标文件的响应程度，以及相应的比重或者权值等。这种方法除了价格这一客观因素，其它的标准均受制于个人的主观判断。因此，供应商报价低并不一定能中标，报价高反而能够中标。这对于价廉物美的供应商和公共资金的享有者是非常不公平的。实践中，通过“综合评标方法”评定供应商，几乎都是千篇一律高报价胜出。例如，2004年10月，总投资114亿元的国家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体系的政府采购项目，其中的血气分析仪300台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采购，北京现代沃尔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每台的投标价格为56800元，广东开元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投标价格为每台8万元，后者高出前者的价格差是23200元，前者报价低落标了，后者高却轻而易举地中标了。当然，中标供应商并不享有这里的每台差价款总计696万元（23200元×300台）的权力租金，这巨额差价款项分别为设租人和寻租人所瓜分。

　　由于我国公共采购市场的招标代理制度和专家评审制度存在着严重缺陷，采用“综合评标方法”获取货物、工程和服务，并不能降低公共财政资金的支出。因此，笔者认为，应该限制“综合评标方法”的泛滥适用。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并没有规定综合评标方法，但财政部出台的《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明确将这种方法作为定标方法之一。

　　“最低投标价法”应该作为定标方法之一。这种方法是以投标价格最低来确定最具有竞争力的供应商，从而彻底排除了任何主观因素的影响和人为因素的干扰。但这种方法不同于我国招标投标法所规定的“最低评标价法”，是我国立法一直所排斥的做法，但却为大多数国家的公共采购市场定标的首选方法。例如，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的公共采购法规定，公共采购合同授予的标准为最低报价的供应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规定，中选的投标应为：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规定，合同授予的标准之一是最低投标价法：“如一实体收到一项比所提交的其他投标书条件异常低的投标书，则该实体可询问该投标人，以保证该投标人能够遵守参加的条件并能够履行合同条款。除非一实体为了公众利益而决定不签发合同，否则该实体应将合同授予已被确定完全有能力执行合同的投标人，且其投标书无论对于国内产品或服务，还是对于其他参加方的产品或服务，均为价格最低的投标书。”笔者认为，“最低投标价法”能够使供应商投标时就清楚地明白自己是否能够中标，定标后也能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失败。我国现行法律禁止使用“最低投标价法”的观点是，万一供应商履行不了合同，将给国家和公共利益带来损失。根据国际规则，投标价格异常低尤其是低于成本的情况下，只要供应商能够说明原因并提供担保，照样可以授予合同。总之，“最低投标价法”客观、透明，排除了任何暗箱操作的可能性，能够实实在在、有效地节约公共资金，是值得提倡的定标方法。

　　“最低评标价法”应明确纳入政府采购法中。与综合评标方法一样，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同样也没有明确规定最低评标价法。早在五年前，我国的《招标投标法》就将最低评标价法作为定标方法之一。然而实践中，这种方法极少采用。究其原因，无非是客观性太强，使采购人或招标代理机构难以操控投标结果。而综合评标方法的分数基本上是属于主观评分，且全部专家小组成员均由自己选聘，可以百分百地控制中标结果。相反，“最低评标价法”则是以价格为主要因素确定中标候选供应商的评标方法，即在全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依据统一的价格要素评定最低报价，以提出最低报价的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供应商或者中标供应商的评标方法。这种方法除了考虑供应商的报价因素外，还须明确定标的其他事项，如运费、交货期、运营成本、货物的性能、零配件和售后服务的可能性、付款条件、企业信誉、业绩、安全和环境效益、技术培训等等。这种方法与最低投标价法所不同的是还须考虑一些与报价相关的因素，但两者都是以投标价格作为定标的主要尺度。相对而言，“最低评标价法”更加科学、完善，因而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综上所述，“综合评标方法”由于夹杂太多的主观因素，存在太大的“权力寻租”机会，难以避免采购主体和评审专家的倾向性，同时也加大了评审专家的成本。应该通过立法设定更多的条件，限制采购主体采用“综合评标方法”。（20）

（注：本文作者谷辽海为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



是否必须支出不是教育费支持与否的法定依据

沈海龙


2007年11月，父母离异的张某向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法院起诉，要求不随其生活的母亲瞿某承担其中的一部分。法院经审理后在《民事判决书》认定：“培养费不属于必须支出的教育费用，……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董某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其理由是：法院认定了培养费属于教育费，但教育费应否支持，应坚持更为宽泛的必要、合理的标准。
一、法律规定负担教育费的最高标准是“必要”而非“必须”。
一方面，《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显然，法律对应负担的教育费是以“是否必要”为必要，必要与否，则是基于有关当事人依据日常事理、一般情理做出的判断。与行为实施人没有以自由意志选择的“必须”所指向的对象不同。另一方面，举个例子，法院判决一方每月给付子女生活费200元，是基于社会生活水平及给付方的经济能力等因素，而不存在该200元是该子女每月都肯定会消费掉的额度。如果该子女平均每月支出160元，那么，从法院判定的200元的必要标准，与实际支出的160元的必须标准的比较，我们也就明白：“必要”比“必须”所限定的范围要宽泛。
二、受抚养人依法得以“合理要求”提出超出必要的教育费标准及其所指向的项目的权利请求。
《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首先，在判决情形下，法院确定的必要的教育费标准，并不妨碍超出原定数额的合理请求的提出；为合理请求，法院依法应予支持。法院所支持的合理请求的部分，显然也被界定为必要的教育费用，只不过在最初判决的情境下，法院没有将有关合理请求纳入到是否“必要”的考察范围而已。其次，超出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当然包括合理要求的数额所针对的教育费项目的展拓及合理性论证。即“必要的教育费”包容了必要的教育费用与必要的教育费项目两者的统一，提出超过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当然包含了超过原定数额所指向的项目的合理要求。即教育费是否必要，是以支出事由是否合理作为判断依据的，其次才予考察支出数额是否合理。

二OO八年三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