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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件案件谈法官经验的重要性

郭辉


　　法官工作经验确实非常重要。因为经验是法律实践的生命。
　　在审判实践中，一些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侦查预审期间曾做过有罪供述但一到法院开庭审判时，就以种种理由推翻原供。如天津第一中院法官办理一起被告人翻供案，被告人孙某平素游手好闲，吸毒成瘾，家产变卖殆尽，遂起抢劫姑母家的钱财，2002年3月被告人孙某到其姑姑家，适逢表妹一人在家，遂趁表妹不备将其掐昏，又拖至卧室内，用刀割开颈部，致使其当场死亡，抢得3000多元逃离现场，逃离之前，用棕色小被盖住其表妹的头部和肩部，孙某抓获后交待了全部犯罪事实，其中包括用棕色小被盖住头部和肩部的情节，但当开庭审理时，被告孙某却推翻原来供述，声称其所作有罪供述是公安机关刑讯逼供所致。当法官问其现场一些细节问题为何也能与供述的与现场勘查一致时，被告人孙某辩称，是公安人员为迫使其认罪，给其看了现场照片。（辩解的很符合情理）因孙某与被害人家系亲属关系，不能排除孙某对现场情况有所了解。但是经过法庭质证，法官发现了一个极易忽略的细节，即3月19日被害人之父报案时未提及棕色被子的事情，而在3月24日公安机关再次调查时，被害人之父才提及当晚发现女儿躺在小屋地板上，头部被一棕色小被盖着。当其揭开被子后，发现女儿被害，小被子被扔到一边。（而公安机关的现场照片中没有这个棕色小被）就此问题法官对被告人进行了讯问：公安人员进入现场后，发现并拍照的是棕色小被子被扔到一边的场景，如果是刑讯逼供，应当依照现场情况迫使你供认，而你在3月19日被抓获的当天供认了此后被害人之父证实的被害人头部被棕色被子盖住的情节，说明你的供述不是公安人员刑讯逼供所致，而你的供述又恰与被害人之父的证言相一致，那么得出的结论是你没有进入作案现场，又是如何了解到公安机关现场勘查时也未发现的细节呢？对此讯问被告人无法做出解释。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法官是以现场勘查和被害人之父这一组间接证据来查证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这一直接证据。由于在一个案件的证明体系中，每一个间接证据都能直接证明某一情节或事实片段，间接证据形成锁链的完整，印证了直接证据的真实可靠。
　　再比如一个民事案例。顾客甲向酒店预订婚宴，由于婚宴当天酒店服务不太好，双方发生纠纷，甲拒绝付钱，双方不欢而散，后经过协商，顾客甲按7折付了款。在收到7折付款后，酒店觉得吃亏就将顾客甲诉至法院，追要3折价款。酒店提交的证据只有一张发票，发票价款为后来协商约定的7折。一审法院认为甲还有3折价款未付，支持了酒店的诉讼请求。甲不服上诉到中级法院。二审认为，根据交习惯，在婚宴服务的账单结算中只有一张发票，如果余款需要支付，还要另外有证据证明，如可以再发票上注明先付7折、余款待付等。遂改判驳回了酒店方的诉讼请求。这说明了我们在办案中的一些交易习惯和经验在法律思维中是非常重要的。



北安法院 郭辉
关于《科学技术进步法》调整范围和调整方法的思考

袁国顺 袁晓苗 李 伟

《 科学技术进步法》施行8年来，对于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推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近10年来，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社会的科技化和科技的社会化日益明显，深刻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重新审视《科学技术进步法》，感到原有的调整范围过小，调整方法单一，不能适应科技的社会化需要，的确有修改完善之必要。
一、《科学技术进步法》调整范围过小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当前，科学技术早已覆盖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科技法律关系主体不仅应有公民，而且应有机构和组织，甚至应有国家；不仅应有企业和科研单位，而且应有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不仅应有政府科技管理部门，而且应有政府财政、税务、人事、教育等部门……
首先，各级政府应纳入《科学技术进步法》的 调整范围。《宪法》和《组织法》赋予了各级政府经济和科技管理的职责。江泽民总书记强调，各级党政一把手都要亲自抓 第一生产力。朱熔基总理庄严宣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的最大任务。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科学技术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情况下，各级政府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主体，担负着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任务。同时，国家行政组织虽然是行政主体的主要承担者，但这一特点并不妨碍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成为行政相对人，因此《科学技术进步法》应明确各级政府在科技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应 承担的法律责任。而《科学技术进步法》在有关科技投入和科技奖励的条款中没有提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其次，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纳入《科学技术进步法》的 调整范围。科技工作涉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科技兴工、科技兴农、科技兴贸、科技强军、科技兴社会发展……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必须发挥科技进步的动力作用，这就需要在《科学技术进步法》中明确相关职能部门在科技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科技工作离不开资金、人才和环境等方面的必要条件，各级财政的投入力度，国税、地税的优惠政策落实力度，人事、劳动、教育等部门的人才开发及政策兑现 程度，工商、技术监督、电力、电信、城建等部门的服务环境……都对科技工作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需要在《科学技术进步法》
中规范其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第三，《 科学技术进步法》应把国有企业纳入调整范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技法律必须从国情出发：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人，有权要求其资产不流失且为增强综合国力作贡献，有权要求其在世界科技领域争得一席之地。因此，负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的国有企业必须承担相应的科技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尤其是负有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等）责任的国有企业更需要明确其在科技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并规定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科学技术进步法》没有把国有企业单 列似乎不妥。
第四，高新技术企业和享受各种计划的企事业单位应纳入《科学技术进步法》的调整范围。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享受税收优惠、科技计划优惠的高新技术企业应当履行其职责，目前没有任何法律约束不行。如果在《科学技术进步法》中规范其行为，就可以用法律手段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为政府各种无偿资金（包括贷款贴息）投入的受益者——享受各种计划的企事业单位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从而保证政府的科技投入发挥应有的效用。也许有人认为，这些问题通过签订科技行政合同的办法可以解决。孰不知，科技行政合同靠法律保障才能履行，下面将专门述及。
二、《科学技术进步法》的调整方法不能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
法律的调整方法是指 实施法律制裁的方法和确定法律关系主体不同地位、权利义务的方法，包括确定权利义务的方式、方法，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性程度和权利主体的自主性程度，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和性质，法律事实的选择，保障权利的手段和途径等。以此来衡量科技法律的调整方法，我们认为有以下问题值得 商榷。
一是没有明确各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权利和义务。表现在权利方面，没有明确国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企业在科技进步方面的地位和性质。在义务方面，没有确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企业（指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在科技投入方面的义务，亦没有确定其履行科技投入义务的方式方法 —— 包括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对国家在科技经费投入的义务确定上也不明确，仅有相对数要求，无基数和绝对数要求，以至成为一个没法衡量的义务规范。
二是《科学技术进步法》在法律后果的设定上不全面。任何一种法律规范的行为模式，尤其是应为模式和 勿为模式，都应该有其相应的违法后果的规定。否则，法律规则就是不完整的，是模糊不清的，最终将使人们无所适从。《科学技术进步法》中虽然有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业事业组织在科技人才方面的应为行为模式要求，但是没有相应的违法后果的规定；虽然有国家财政在科技投入方面的应为行为模式要求，但是没有相应的违法后果的规定；虽然有国务院有关行政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关于科技信息方面的应为模式要求，但是没有相应的违法后果的规定。
三是《科学技术进步法》的法律制裁手段单一。我们不妨举个例子：《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五十七条 规定：“ 违反国家财政制度、财务制度，挪用、克扣、截留国家财政用于科技进步的经费的，由上级机关责令限期归还被挪用、克扣、截留的经费，情节严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试想，某级地方政府或者政府财政部门违反此规定，谁来处理？如何处理？迄今为止，全国还没有发生一起上级政府纠正下级政府、上级财政部门纠正下级财政部门不落实科技三项费的案例，而全国科技三项费不到位的县（市）为数不少。这说明《科学技术进步法》由于法律制裁手段单一而不具有操作性。
¨ 科技进步对于国家、机构和组织、公民（自然人）来说，其利益是有差别的。因为科技进步关系到国家的综合国力、科技竞争力和国防安全等全局的长远性的根本利益，涉及到人才、资金、创新环境等棘手问题。在中国现有的干部体制下，不少地方政府官员更关心地方利益和眼前利益；在中国现有的经济体制下，企业法人代表和企业利益、国家利益存在着不一致性，从而导致在科技进步方面行动的不一致性。因此，推进科技进步只靠教育、激励和指导是不够的，还要靠国家强制力才能保证实施；又由于科技法律关系主体不履行义务的许多行为不属于刑法、民法调节，所以《科学技术进步法》应明确违法的行政责任，制定行政制裁的办法。
《科学技术进步法》之所以需要行政制裁手段 来保证实施，还在于科技行政合同管理离不开行政制裁手段。对于享受各级政府各种科技计划的企业事业组织，采取科技行政合同的办法是现代行政管理中重要的方式；而要保证合同的履行，必须赋予 科技行政机关监督权和制裁权。
总之，有关《科学技术进步法》的调整范围和调整方法问题应当引起科技和法学界的关注，探讨完善的办法和途径。



袁国顺 湖北省襄樊市科委 441021 0710-3511223

袁晓苗 湖北省襄樊市 441021 0710-3536799

李伟 湖北省襄樊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441000 0710-3536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