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农业植物检疫实施办法
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农业植物检疫实施办法
（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日辽宁省人民政府辽政发［1985］15号文发布）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和农牧渔业部《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农牧业厅是全省农业植物检疫工作的主管部门，其执行机构是省植物保护站；市、县、区农牧业局主管本辖区的农业植物检疫工作，其执行机构是所属的植物保护（植保植检）站。
第三条 各级农业植物检疫机构必须配备专职检疫员，专职检疫员可到当地车站、机场、公路、港口、邮局、仓库等场所执行植物检疫任务。
第四条 各级农业植物检疫机构可根据工作需要，聘请兼职植物检疫员，协助开展工作。有关设置兼职检疫员的具体办法，由省农牧业厅制定。
第五条 农业植物检疫对象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以农牧渔业部规定的全国统一名单和省农牧业厅规定的补充名单作为执行检疫的依据。
第六条 根据植物检疫对象的分布，划定疫区、保护区。疫区、保护区的划定和撤销，由省农牧业厅提出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必要时植物检疫机构可在疫区、保护区边缘交通要道与当地运输检查站一起设置检疫哨卡，执行检疫任务。公安、工商等部门要密切配合，互相协助。
第七条 凡农作物种子（含牧草种子）、果树苗木（下称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以及应检植物、植物产品，在调运之前，都要进行检疫。以商品粮、薯类改做种子用时，要严格检疫。由国外进口的原粮，一律不准做种子使用。
第八条 调运检疫分级负责。
（一）由外省调入农作物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以及应检植物、植物产品，由省植物保护站进行检疫手续审批。调入单位凭此批件向调出单位提出检疫要求，经调出省有关植物检疫机构签发检疫 证书后，方准调入。必要时，我省有关植物检疫机构要查证或复检。
（二）调给外省的农作物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以及应检植物、植物产品，根据调入省的省级植物检疫机构提出的检疫要求，按业务分工，由省、市及省授权的县（区）植物保护（植保植检）站检疫发证；调往海南岛繁育的种子、苗木、经市植物保护（植保植检）站检疫审核，由省植物保护站签发检疫证书。
（三）省内市、县（区）间调运的农作物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以及应检植物、植物产品，按业务分工由省、市及省授权的县（区）植物保护（植保植检）站检疫发证。
第九条 植物检疫证书是农作物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以及应检植物、植物产品调运检疫结果的凭证，必须由各级农业植物检疫机构的专职植物检疫员签发，非植物检疫机构的信函、证明一律无效。植物检疫证书统一由省植物保护站印制。
第十条 铁路、交通、民航、邮政等部门要严格把关，对农作物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以及应检植物、植物产品，一律凭有效期间的植物检疫证书承运、收寄。植物检疫证书随货物运寄单交收货人。对自备运输工具、不经检疫擅自调运种子、苗木等，各检疫哨卡要负责查扣，由当地植物检疫机构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凡原种场、良种场、苗圃，提供种子、苗木的科研、院校、农场以及各级种子部门特约繁育种子基地和乡村繁育种苗的单位，都要执行农牧渔业部制定的《产地植物检疫操作规程》，成为无检疫对象的种子、苗木繁育基地。各级农业植物检疫机构，要负责协助有关单位建设上述基地，为生产提供无检疫对象的优良种子、苗木做贡献。
第十二条 从国外引进各种农作物种子、苗木及繁殖材料的单位（含中央驻我省单位）或个人，须事先向省植物保护站提出检疫申请，填写《引进种苗责任书》，办理《引进种苗检疫审批单》，并把审批单上的检疫要求载入引进种苗合同或协议，同时要求出口国出具植物检疫证书。货物到达口岸后，口岸检疫机构应将检疫结果、意见及时用书面通知省植物保护站，以便安排隔离试种。引进种子，苗木的单位、要严格履行《引进种苗责任书》上的各项规定。 国际友人赠送或我省出国人员带回而未经检疫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应及时送交省植物保护站检疫，补办《引进种苗责任书》，或做相应检疫处理。 由产地直接出口的植物、植物产品的检疫，由省植物保护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动植物检疫条例》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凡执行植物检疫法规有下列突出成绩的单位或个人，应给予表扬或奖励。
（一）在植物检疫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上有重大突破的，可申报农业技术改进奖；
（二）对植检疫对象的控制、消灭方面有显著成绩的，可申报农业技术改进（推广项目）奖；
（三）积极宣传和模范执行植物检疫法规、与违犯法规行为作斗争成绩突出的，可给予荣誉奖和物质奖。
（四）铁路、交通、民航、邮政等部门和当地植物检疫机构密切配合，贯彻执行《条例》成绩显著的，可给予荣誉奖和物质奖。
第十四条 对违犯植物检疫法规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惩罚。
（一）凡不经检疫，私自引进或调运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经植物检疫机构查明未发现检疫对象的，要补罚五倍检疫费；发现检疫对象的，除补罚检疫费外，如不能消毒处理，将种子、苗木等没收销毁。
（二）对骗取、伪造检疫证书调运应检植物或植物产品的，对检疫人员、办理托运、办理邮寄的人员玩忽职守收受贿赂的，对无理干涉、妨碍检疫人员开展正常工作或进行打击报复的，要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经济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对违反上述（一）、（二）款，种植后发现检疫对象的，还要承担消灭检疫对象的全部费用；对造成重大损失触犯刑律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环境公益诉讼的障碍分析与构建设想
作者：杨瑞英
内容摘要：当今，环境纠纷公益化趋向明显，如何解决环境公益纠纷，为维护环境公益提供强有力的程序保障，已经成为一项不容回避的挑战。本文在对环境公益诉讼作出明确界定的同时，理性地分析了我国传统诉讼在排除环境公益诉讼上的程序障碍，并以此探求合理解决环境公益纠纷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本文还对环境公益诉讼的某些制度构建进行了大胆设想，希望能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及早构建有所助益。
关键词：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环境刑事公益诉讼 公益化
正文
一、 问题的提出——环境纠纷的独立与公益化趋向
环境问题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的进程而逐渐显现出来的。在早期阶段，环境问题没有被独立成一类特定的法律问题，而随着人类开发利用环境与资源力度的加大，污染环境渠道的增多，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呈现了出来，环境纠纷也成了人们经常遇到的纠纷之一。传统的部门法是在没有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观念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当环境问题或环境纠纷出现的时候，这些法律在纠纷解决方面往往出现捉襟见肘的现象，呈现出许多问题和缺陷。因而从六、七十年代以来，各国纷纷制定各类环境法律、环境问题对策、环境纠纷解决方式等，以此弥补传统法律对环境利益保护不周的缺陷。至此，环境问题成为一类独立的社会问题，环境纠纷也在这种形势下成为一类独立的法律纠纷。
环境纠纷从传统民法上的相邻、通风、采光等纯私益性质的纠纷发展到今天已相当广泛，而且早已突破私益的局限，越来越呈现出社会化的特性。这主要是由环境问题在时间上的潜伏性，地域上的广泛性引起的。环境问题的这些特点使得环境纠纷中涉及人员众多、地域分散，有时甚至会出现没有影响到具体公民的权益但却影响了国家或社会公益的现象。如何保护这类环境公益成为我们面临的一大课题。
二、 环境公益诉讼的界定
英谚云：有权利就有救济。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对权益的救济途径多样，然而最有效果也最有力度的当属司法救济。因而对环境公益的救济就有了对环境公益诉讼的需求。
公益诉讼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早在罗马时期，其程式诉讼中就有了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之分。一般来说，前者是指私人对危害社会公益的行为提起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 在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公益诉讼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是对公益诉讼中“公益”的范围有不同界定；其次是对公益诉讼的类型有不同见解，一种观点认为公益诉讼应当包括行政、民事两种，另外有观点认为公益诉讼只有行政公益诉讼一种；最后是对公益诉讼中起诉人资格及起诉人范围有不同观点。笔者在众多学者对公益诉讼的不同见解基础上结合环境问题的独特性对环境公益诉讼有下列看法：其一，环境公益是指国家环境利益、社会环境利益、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利益，为研究方便，笔者将它们划分成两类，一类是纯社会公益性环境利益， 另一类是涉及不特定多数间接利害关系人的环境公益。 （特定间接利害关系人的诉讼不属于公益诉讼） 它们的共同点是不涉及直接利害关系人。其二，对环境公益作如上界定之后，不难看出，对这种公益的侵害不限于一种类型，民事的、行政的、刑事的都可能发生。因而环境公益诉讼理应包括这三种类型，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环境刑事公益诉讼。最后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人资格及起诉人范围的界定在下面的制度构想中再作进一步的研究，此不赘述。
三、 环境公益诉讼的障碍分析与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
如上所述，环境公益诉讼应该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的三种类型，如果这三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环境公益受到侵害，都应有相应的制度保障，使这种被侵犯了的环境公益得到救济。然而在我国目前的三大诉讼法中，除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外，另外两大诉讼法均未对公益诉讼作任何规定，而且还在某些制度上限制了公益诉讼的提起。如对原告资格的规定，两大诉讼均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而环境公益诉讼恰恰相反，它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人，要么是涉及不特定多数间接利害关系人的环境公益，要么是纯环境公益（至少在目前状况下不涉及利害关系人）。这种状况必然导致国家环境公益、社会环境公益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利益受到侵害却得不到救济。由于环境问题公益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按照传统诉讼制度却不能有力地保护这种公益，其结果必然淡化人们维护公共利益的热情，同时也影响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积极性。因此，要保护环境公益而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不现实的。为此应该尽快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四、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设想
由于我国传统刑事诉讼就是公益诉讼而且制度相当健全完善，故在此不再细论，这里仅就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进行研究。
（一） 起诉人资格及起诉人范围分析
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人资格及起诉人范围，学术界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针对环境公益提起的诉讼只应由代表国家权力的检察机关来行使；还有观点主张，为提高全民维护环境公益的积极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任何公民、社会团体、或检察机关都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笔者认为，公益诉讼中，起诉人资格不应受传统诉讼法的“直接利害关系”的限制，原则上，为了社会环境公益任何公民、社团、检察机关都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但是基于传统民法的当事人自治原则及环境法的公众参与原则的考量，在以下两个方面应加以界定：第一，纯公益性环境损害与涉及不特定多数间接利害关系人的环境公益诉讼中起诉人范围应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是对于前者任何公民、社团、检察机关都有起诉权，而对于后者则主要由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这种诉讼可以借鉴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第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及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起诉人的范围应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是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起诉人可以是任何公民、社会团体或间接利害关系人，而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除了上述起诉人外，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也可以依照其法律监督职能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但只限于纯公益性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这样设定的原因有三：其一，“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自己的义务”，把民事权益的保护交给当事人本人，冀望其内在的动因和外在的努力，要比冀望高高在上的法律监督机关来得高明。 另外，现在各国均将环境权、环境正义和环境民主作为环境法制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只有尊重和保护公民个人和集团的环境权，才符合正义的思想、公平的原则和民主的精神，而衡量环境民主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公众的参与，当然包括参与解决环境公害案件诉讼程序。因而我们要把环境民事公益诉权留给公众，把涉及间接利害关系人的公益诉权留给间接利害关系人，国家没有必要干预。这样还可以达到发挥公众维护社会公益及参与环境事务的积极性和热情的目的。其二，国家检察机关本身的性质和职责表明它实质上具有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者或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这种身份决定它应当充当公共利益的代表，有对无人控告的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益的行政违法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从而保障国家权益、社会公益不受侵害。 其三,权力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力量,必须用另外一种能够与之抗衡或者更强大的力量来制约，它才能够接受监督, 而由国家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正达到了对行政权力制约的目的，弥补公众监督无力的不足，有利于依法行政目标的实现。
（二） 诉因及对应诉讼类型分析
为了研究的系统化，笔者将诉因分为三种类型，并针对不同的诉因提出了不同的对应诉讼类型。
其一，行为人（除行政机关外）的行为没有违反现行法律规范但却给环境公益造成了损害。这类问题在环境法的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对于这种问题的解决学者们众说纷纭，笔者认为，行为人的行为不违法不承担行政责任，但要承担民事责任（有损害就有补偿）。因此可以针对这类损害环境公益的行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其二，对于行为人违反现行法律规范并给环境公益造成损害的行为提起何种性质的环境公益诉讼，理论界有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主张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行政职能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给国家利益、社会公益造成损害的组织和个人有权追究其行政责任，没有必要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笔者认为应将这两种观点综合起来构建环境公益诉讼。行为人违法侵害环境公益的行为属于传统行政职能机关（尤其是公益维护机关）的职责范畴，行政机关理应依法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如果这类环境公益的侵害没有涉及到不特定多数人的间接利害关系（如前所述的纯环境公益侵害），那么此时对这件侵害环境公益的行为的处理处于相对完结的状态；如果侵害到不特定多数人的间接利益，就可以对此行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上两种结果出现的前提是，行政机关依法履行了职责。但当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或没有发现这类违法行为时，间接利害关系人或任何人应该首先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控告（针对违法行为），如果行政机关仍不履行其法定职责，此时可以针对行政机关的行政不作为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间接利害关系人还可以针对违法行为一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其三，行政机关的作为行为或事实行为侵害环境公益的情形。这类行为与上述因行政机关不作为而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相象，可参照上述设定提起相应诉讼，这里不再赘述。
（三） 起诉人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地位分析
由于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起诉人不是或者不全是为了自身的权益，而主要是为了国家、社会公益。那么在性质上，他们有别于一般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以及一般行政诉讼中的行政相对人，他们是以公益的名义起诉的，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即使是公民、社团也是代表国家对侵害环境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他们在这种诉讼中就是国家的代表，因而可以借鉴刑事诉讼中“公诉人”的规定来对待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起诉人，即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起诉人相当于刑事诉讼中的“公诉人”。
（四） 环境公益诉讼中其它特殊制度设定
第一， 举证责任的问题。按照一般环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规定，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理应适用这一环境法上的普遍原则，当然举证责任只是一定范围的倒置，不是被告承担全部举证责任，而原告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
第二， 诉讼费用的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应该免收原告诉讼费用，但笔者认为为了防止滥诉的出现，应先由原告交纳一部分诉讼费用，经审查属合理合法且有意义的起诉时，无论胜诉还是败诉，这部分诉讼费用都应如数返还原告，但若经审查属于报复、无理取闹等不合理起诉时，诉费可不返还原告以此达到警戒滥诉的目的。
第三， 关于给原告奖励的设定。起诉人不是为了私益而是为了环境公益起诉，必然消耗其时间、精力、金钱，若不给原告一定的奖励，则没有提起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也许更多的人不会为了维护公益而去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笔者设想，在起诉是合理合法有意义的情况下应给原告一定的奖励，这种奖励应从对被告的经济制裁中提取，或由国家或地方政府出资设立环境公益诉讼奖励基金。这样，一方面是对原告付出的弥补，另一方面，有利于鼓励更多的人维护社会公益。
参考文献
[1] 谢志勇，论公益诉讼[J]，行政法学研究，2002（2）
[2] 蔡虹、梁远，也论行政公益诉讼[J]，法学研究，2002（3）
[3] 常英、王云红，民事公诉制度研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8）
[4] 曾坚，解决行政公益诉讼的思考[J]，法学杂志，2002（7）
[5] 陈兴生、宋波、梁远，民事公诉制度质疑[J]，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之诉讼制度、司法制度，2002（3）
[6] 谢志强，论行政公诉权之构建[J]，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之诉讼制度、司法制度，2002（11）
[7] 刘谊军，检察机关“行政公诉权”之再探讨[J]，行政与法，2002（5）
[8] 伍玉功、刘道远，构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略论[J]，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8）
[9] 王太高，论行政公益诉讼[J]，法学研究，2002（5）
[10]江祖兴、江燕，公民诉讼权利[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郑少华，生态主义法哲学[M]，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