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契约：经济法的理论进路
肖义方
法是通过对行为的作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1] 在商品经济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体现在商品的交换行为中，这种交换行为在经济上体现的是交易，在法律上就体现为契约。在商品经济发展的长河中，民法的契约制度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但是，经济发展进入二十世纪后，人们越来越多的谈论契约的衰落，美国权威的私法学者干脆宣告了“契约的死亡”，[2] 主张由侵权法吸纳古典契约法。正当法学界宣告契约死亡时，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把“契约分析”开发为理论研究的基本工具，不得不令人愕然。契约真的死了吗？死亡的是什么契约？死亡的契约能由侵权法吸收吗？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从分析个别性契约开始。
一、个别性契约的民法属性
在民法制度下，契约是完全独立对等的单个人之间通过自由谈判缔结的协议，与契约以外的其他的人、事不发生任何关系。我们把这种契约称为个别性契约，把这种契约理论称为原子化契约论，意即该理论将契约主体与契约本身都视为独立的原子。美国契约法学者麦克尼尔（I. R. Macneil）将这种契约称为单发契约（discrete contract），他分析了美国《第二次契约法重述》给出的经典定义：“所谓契约，是一个或一组承诺，法律对于契约的不履行给予救济或者在一定的意义上承认契约的履行为义务。”后认为，这个定义揭示了传统契约的本质特征，即是“一个或一组承诺”。所谓承诺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意思表示，通过这种表示，使受诺人相信已作出了一项允诺（commitment）”。麦克尼尔对承诺的要素作了归纳，他认为承诺意味着确信人类的意志力能影响未来，即确信一个人现在能够影响未来，应当具备五个因素（1）承诺人的意志；（2）受诺人的意志；（3）为限制未来的选择采取的现时行为；（4）交流；（5）可度量的互惠性。从这五个因素出发，麦克尼尔给出了自己对承诺的理解：“承诺就是在当前交流一个从事互惠性的可度量交换的允诺。”这种规划未来交换的强有力的机制，是个别性契约的本质。[3]
在麦克尼尔眼里，以承诺为基础的个别性契约具有如下特点：
1、交易当事人的数量有限，理想状态下只有两个当事人；
2、当事人交易的目的单一，只是为了双方都十分明确的某一具体经济交换，这个经济交换是可量度的、互惠性的、一次性的；
3、当事人意志是绝对自由的，除了追求最大的个人利益，不需考虑任何社会关系；
4、达成契约通过要约和承诺形式进行，当事人双方都可以理性预期，权利义务都能在契约中明确界定；
5、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只对当事人双方有意义，不对其他任何社会关系产生影响；
6、对于将来情势的变化，当事人需要通过再谈判或购买保险合同来解决，如果出现违约，可以寻求与双方无关的第三方来解决。
这六个特征基本上概括了个别性契约的要点。总体上看，这种契约观把当事人看作是理性预期的，把交易和契约看作是连续可分的和一次性的，把未来的变化看作是可通过概率估计的及可保险的，把社会经济的发展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现货合同的延伸。显然，个别性契约是一种完全契约，它表现为契约条款在事前可明确地写出，在事后能完全执行；当事人能准确估计契约执行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并在签约前预先加以协调处理；一旦达成契约，必须自愿遵守其条款，若有纠纷、可自我协调，若协调不成，通过一个外在的第三方强制裁决和执行。[4]新古典经济学和近代民法学不约而同地对这种个别性契约现象进行了阐释，形成了近代自由主义的契约制度。
严格来讲，以承诺为基础的个别性交易仅仅是一种理论抽象，任何一个交易，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可能只与交易双方当事人相关，它还涉及到许多其他社会因素，至少，这个交易为什么值得信赖，是因为有一系列习惯、道德和法律等制度规范作后盾。这些制度规范的背后是一个有序的社会，因此，任何交易都脱离不了社会的影响，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将社会秩序假设为既定的，将主体之间的交易用契约法规范起来。随着经济关系的高度社会化，传统的条件被打破，我们不可能仍然生活在过去那种变动缓慢甚至相对静止的世界，我们就应寻求新型的法律制度来规范，而不是固守陈规。比如，一个典型的买卖交易，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其契约关系可以认为是个别性契约，由传统契约法来调整。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面对的更多的是买方市场或者是卖方市场，[5] 如果还站在传统契约法的基础上，那会有损于法律的实质正义与公平。因此，在现代经济关系中，交易并不都是靠承诺性的契约来完成的，非承诺性契约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企业的组织体系就是很好的证明，我们有必要对这种新型的现代契约关系作理论研究。
二、社会化契约的经济法属性
麦克尼尔看来，民法把人们之间的交易关系看得过于表象化，以传统民法建立起来的契约制度与现代经济中交易的广泛联系是格格不入的，现代契约关系并不是“一锤子的买卖”，而是“安排交换于未来”的过程，他把这种契约称为关系契约，所谓关系契约就是“当事人之间在规划将来交换的过程之中产生的各种关系。”[6] 麦克尼尔的契约定义摆脱了“承诺”的限制，把大量的非承诺性关系纳入了契约的范围，使契约与习惯、组织、社会性交换和人们对未来的期待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的锁链，因此，我们可以把关系契约可以称作为社会化契约。社会化契约与个别契约相比，具有如下特征：
1、社会化契约并不象个别性契约那样具有明确的合同关系人，我们处在一个“没有委托人的世界”。现代契约关系不是当事人通过面对面的谈判而缔结的，更多的是在科层组织和官僚体系的结构中组织起来的，其背后是渗透到科层组织和官僚体系之中的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但是，组织听命于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并不听命于利益相关者个人，就每一个利益相关者来说，他既是制定契约的力量，又是契约的被迫接受者，正是这种共同参与和个别接受的矛盾关系，才使传统的民法制度无所适从，面对这种复杂的契约关系，传统民法建立起来的完善的契约规则失效了。
2、现代契约关系中存在契约性团结或共同意识，人们出于一定的目的会通过集体交换和再分配的程序组织起来，如现代社会大量出现的“第三部门”。由于现代交易错综复杂，当事人必须相互依赖和相互合作，就某些事件或交易本身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具体表现为当事人之间相互的沟通，不仅是信息上的，还有情感和意识形态上的。在沟通的过程中，会产生习俗、文化等非正式的规则和正式的法律制度，用以规范交易过程中当事人的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同时，这种沟通增进当事人的信任，从而增加了他们合作的可能。
3、社会化契约关注的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整体利益。整体利益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强调的集体利益不同，集体利益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的，整体利益是利益相关者个体利益的融合，代表着大多数的个体利益。[7] 利益相关者个体利益的保障是通过维护整体利益来实现的，但是整体利益不是个体利益简单的加和，维护整体利益并不等于每一个个体利益都可以得到全面的满足，就具体个体而言，社会化契约可能只能满足他的部分利益，也可能暂时不能满足他的利益。在社会化契约中，个体利益虽然不必绝对服从整体利益，但应当尊重整体利益。
4、在社会化契约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可度量和不可度量相互交织。例如在独立审计社会化关系中，审计技术本身就充满可度量性和精确性，注册会计师需要通过确定的资格考试和积累一定的经验才可以授予执业资格，这种执业标准是可度量的。同时，所有现代关系都涉及许许多多不可度量或不加度量的交换，如注册会计师的能力，执业资格只能量度达到从事审计职业所需的最低水平，对每一个够格从事审计事务的注册会计师，不能也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精确衡量他们的实际能力。现代契约关系不但涉及到上述的具体性交换，而且包含有社会性交换。在社会性交换中，许多方面全部或大部分是没有度量或不能度量的，如人的威望、个人权力等。正是这种可度量和不可度量相互交织的关系，才引发突破传统契约法的革命。
5、现代契约关系中出现了阻碍契约自由的权力、等级和命令。与古典契约中契约自由的精神相比，社会化契约逐渐加大了约束性力度，如企业组织内部的科层中上级对下级的约束，下级对上级的单方接受。这种约束不但体现在利益相关者个体对契约的单方接受上，而且还体现在“第三部门”组织的内部约束，如注册会计师协会对注册会计师的约束。在社会化契约中，某一当事人个体的行为不但影响到他个体的利益，而且影响到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如一个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失败，不但自己须承担损害赔偿的不利后果，而且他的行为损害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声誉，现代契约关系授权行业组织对此进行事先的预防和事后的处理，通过行业组织的教育、惩戒达到维护行业群体利益进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目的。
6、社会化契约关系中存在权利和责任不对称的问题。社会化契约产生的基础是通过付出较小的社会成本而获得巨大的社会利益，从而节约交易成本。社会化契约中具体当事人履约获得的个人收益往往是有限的，而履约产生的社会性收益却十分巨大，当然违约的社会损失亦十分巨大，即当事人承担巨大的社会责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社会化契约的当事人有可能造成“不对称损害”。[8] 契约关系的当事人为了获得非常有限的利益，可能对社会化契约中的其他人施加巨大的损害。因为社会化契约中的契约关系人众多，个人的利益并不总能与整体的利益保持一致，随着现代社会中生产的专业化不断加剧，大大增加了施加不对称损害的可能性。例如，一个注册会计师为了相对很少的审计公费，而做出欺诈性的审计报告，结果使大量投资者遭受严重损失，证券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安达信的财务造假案就是实证。这种权利和责任的不对称，或者说损害的不对称对民法的补偿性赔偿制度提出极大的难题。以独立审计为例，按民法的赔偿原则，注册会计师一旦造成损害，要承担经济赔偿将是天文数字，其直接后果是无人敢进入审计行业，行业逐渐萎缩，使旨在节约交易成本的独立审计制度不复存在，进而更加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大大妨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可见，社会化契约从本质上突破了个别性契约的樊篱，它表现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与统一，它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建立在个别性契约基础上的民法不可能通过所谓“私法公法化”的改良而适用之，它已经表现出一种质的不同，必须有新的法领域走向前台，这个法就是经济法。
三、经济法：调整社会化契约的法
证券市场独立审计是一种社会化契约，社会化契约关系既不同于传统的民事契约关系，也不同于行政管理关系，而是国家的经济职能与政治职能分离，借助社会中间体的力量，使传统的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扩展，构成公共的私人领域后形成的法律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关系才是经济法关系。
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与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是不同的概念，虽然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都起源于罗马法的契约理论，蕴涵着同质的契约思想，但是两者的法学意义根本不同。社会契约通过理论虚构上升到哲学高度，成为自16世纪以来在西方乃至全世界极有影响的一种国家学说，它虽然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契约经济有密切的联系，但主要仍是解说国家政治权力的学说。不管是在霍布斯描述的原始混沌的恐怖状态下，还是在洛克描述的自由、平等的和平状态下，人们都是通过让渡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建立起国家，形成规范的制度，从而对人们个人的自然权利有所限制。[9] 人们牺牲部分权利的目的是要求国家提供确保人们自由与安全的服务，这种服务通过由人们让渡的权利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治权力而实现。洛克认为，在人们拥有的自然权利之中，并不是所有权利都可以让渡的，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属于不可让渡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但不可让渡，而且国家必须尊重和保护，因此，国家的政治权力并不能干涉人们的财产与自由权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但追求拥有财产，而且更渴望财产通过交换而增值。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化大生产处于初级阶段，社会分工并不复杂和精细，由交易引发的竞争完全而充分，交易过程相对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交易，只需国家提供交易规则和通过强制力保护交易，制裁违约行为。于是，传统契约法发达，国家处于“守夜人”的角色。那个时代的国家只具有政治职能，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完全分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发达，社会分工精细而复杂，完全竞争由垄断竞争所取代，人们之间的交易过程不再单纯，参与同一交易的主体不再限于相对双方，而可能是庞大的群体。群体中必然存在复杂的关系，我们把群体中两两之间产生的传统契约关系称为个别性契约关系，群体中可能会产生许多个别性契约，而这些个别性契约之间又通过主体内部的相互关系结成契约链，我们把形成链的个别性契约的集合称为契约群，而将群体的整体或者群体的部分达成的契约称为群契约，群体内达成的群契约亦可能有许多。契约群和群契约的集合构成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
在社会化契约关系中，由于契约主体众多，契约关系复杂，契约主体为了实现契约目的，往往在自己精力和能力不济的情况下，需要寻求代理人，而且，庞大的交易群体内部如果通过两两谈判达成社会化契约的话，需要巨大的签约成本。于是，正如前所述，契约当事人通过约定，选择国家（政府）作为共同的代理人，赋予了国家新的经济职能，国家以经济职能的角色向公民社会渗透，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可见，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至少有二点不同，一是社会化契约是现代经济关系的法律化，是产生国家经济职能的基础；而社会契约是国家理论的虚构，是国家政治权力的理论解。二是在社会化契约中，公众的经济权利是完整的，人们的财产和自由依然没有让渡给了国家，也不是从国家那里把让渡的权利收回来交给社会中间层（第三部门），[10] 而只是委托给国家代理；在社会契约中，公众的部分权利让渡给了国家，其权利受到限制。
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这两点区别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社会契约授予国家以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基础，由于公众将形成政治权力的权利已经让渡给了国家，那么政府享有完全的支配权，公众只享有间接的监督权。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的法是行政法，在行政法的范围内，政府部门及其人员可以直接通过国家强制力来行使。而社会化契约只授予国家的代理权，国家行使代理权利不能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不能与政府行使行政权力混淆，如某行业达成同行之间公平竞争的社会化契约，而有人违约采取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同行和消费者的利益，国家（或通过行业组织）可以行使代理权要求违约方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受害人损失。如果被代理人的权利得不到实现，国家不能直接使用强制力，只能寻求司法解决。如果国家不主动行使代理义务，公众或者同行的个体有权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利，并要求国家赔偿违反代理契约造成的损失，或者通过司法起诉要求国家履行代理义务。以上这些法律关系既不可能是民事关系，也不可能是行政关系，只能是经济法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国家行使代理权时不能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但是可以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所谓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是指国家根据行使代理权的需要，可以利用强制力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从事其他类似的抽象行为。
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的区别从根本上把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别开来，使经济法初步走出了“管理”、“干预”的理论误区，为经济法责任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2] [美]吉尔莫：《契约的死亡》，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3] [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4] 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版，第54-55页。
[5] 这种现象实质上是许多个别交易相互影响而积累的结果，反过来又影响这些交易。因此，现代社会任何一个交易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化契约的一部分。
[6] Macneil, I. R., The New Social Contract: An inquiry into modern contractual rel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80), p.4.
[7] 蒋安：《经济法理论研究新视点》，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8] See Macneil, I. R., The New Social Contract: An inquiry into modern contractual rel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80), p.102.
[9] 潘云华：《“社会契约论”的历史演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0] 有学者持这种观点，参见郑少华：《动态社会契约论：一种经济法的社会理论之解说》，2002年长沙第十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重庆市长江三峡水库库区及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11〕26号
《重庆市长江三峡水库库区及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已于2011年7月29日经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7月29日
重庆市长江三峡水库库区及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
（2011年7月29日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防治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重庆库区及流域（以下简称库区流域）水污染，保护和改善水环境，保障饮用水质量，实现水资源持续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长江三峡水库库区及流域的水污染防治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防治水污染的对策和措施，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
水环境保护实行目标责任制，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其主要负责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第四条 市、区县（自治县）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的水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主要职责是：
（一）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水污染防治规划；
（二）按照水污染防治规划，制定水污染防治工作目标；
（三）督促、检查水污染防治工作；
（四）建立水环境监测网络并定期发布水环境状况信息；
（五）组织开展水污染防治的宣传教育；
（六）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可以由市环境监察机构实施。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水利、国土资源、市政、卫生、农业、渔业、建设、工商、海事等部门或者机构按照各自职责，实施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做好辖区内饮用水安全、农业和农村水污染防治、场镇污水处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污染防治宣传教育等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确定专职或者兼职的环境保护工作人员。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和改善水环境的义务。鼓励对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进行举报。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对在水污染防治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举报严重污染损害水环境行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七条 鼓励多渠道筹集水污染防治资金，建立和完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推进水污染防治的产业化。
第二章 规划和监督管理
第八条 长江干流适用的水环境功能类别执行国家规定。
流域面积在一百平方公里以上的次级河流或者跨区县（自治县）的次级河流适用的水环境功能类别，由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水功能区划分的基础上提出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其他次级河流适用的水环境功能类别，由区县（自治县）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水功能区划分的基础上提出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功能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水环境质量标准。
第九条 跨区县（自治县）次级河流水污染防治规划，由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水行政等部门和有关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其他次级河流水污染防治规划，由有关区县（自治县）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水行政等有关部门编制，经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报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水污染防治规划应当确定防治水污染的重点控制区域、重点排污单位、重点水污染物排放量。
依法制定的水污染防治规划是防治水污染的基本依据，规划的修订必须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水污染防治规划分别由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本市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向水体直接或者间接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执行排污申报、排污许可制度。
第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应当依法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执行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
第十二条 对未按期完成水污染防治主要目标任务，或者突出水环境问题未按期解决的区域（含工业园区）、企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暂停审批新增水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实施暂停审批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书面告知相关主管部门并予以公示，相关主管部门应当同步暂停审批、核准或者备案，建设单位不得擅自开工建设。
第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业建设项目，其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权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通过排污权交易取得。
第十四条 鼓励采用有利于水污染防治的生产方式和清洁生产工艺，减少向水体排放污染物。
对水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排放标准或者重点水污染物超过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以及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污单位，应当实行清洁生产审核。
第十五条 因严重干旱等不可抗力导致水体水质达不到功能区要求时，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排污单位水污染物排放情况，对排污单位采取限制生产、停产等措施。
第十六条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设置和管理排污口，并对排污口排放的污染物负责。
第十七条 排污单位应当保持水污染防治设施的正常使用，如实记录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维护和污染物排放等情况备查，并按规定安装、运行在线监测、监控设备。
第十八条 排污单位应当依据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标准缴纳排污费。
第十九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可能发生水污染事故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做好突发水污染事故的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等工作。
水污染事故处置及事后恢复所需费用，由发生水污染事故的排污单位承担。
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情况、污染防治情况、环境风险防范情况以及各项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单位应当配合检查并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不得拒绝、阻扰和拖延检查。检查者应当出示有关证件并为被检查单位保守商业秘密。
现场检查可以采取采样、检测、摄影、摄像、文字记录和查阅、复制有关资料等方式，其结果应当作为实施监督管理的依据。
第二十一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环境保护等部门加强水环境监测和信息化能力建设，建立和完善水环境监控体系。
第二十二条 区县（自治县）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监测发现本行政区域出入境水体断面重点污染物超标时，应当及时向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并同时向该断面的上（下）游区县（自治县）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通报。位于该断面上游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在接到报告或者相关情况通报后，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削减重点污染物排放量。
区县（自治县）出入境水体监测断面由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设定。区县（自治县）出入境水体监测结果由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向有关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通报和向社会公布，并作为考核区县（自治县）水污染防治工作和实施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三条 鼓励排污单位根据环境安全的需要，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第三章 饮用水水源保护
第二十四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并划定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
对划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定统一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和警示标志。
第二十五条 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设置排污口；
（二）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建设项目；
（三）堆放、存贮可能造成水体污染的物品；
（四）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六条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遵守准保护区管理规定外，还应当禁止下列行为：
（一）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二）设立装卸垃圾、油类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码头；
（三）设置水上经营性餐饮、娱乐设施；
（四）从事泊船、采砂、放养家禽、网箱养殖等活动；
（五）使用土壤净化污水。
第二十七条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遵守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管理规定外，还应当禁止下列行为：
（一）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二）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活动。
第二十八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规划、建设备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制定饮用水水源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应急保障体系，确保应急状态下的饮用水供应。
第二十九条 饮用水水源受到污染可能威胁供水安全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责令相关排污单位停止或者限制排放水污染物，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可能影响下游地区饮用水供水安全的，还应当及时向下游地区通报情况。
所在地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造成污染的排污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消除污染。
第四章 水体污染防治
第三十条 禁止在库区流域建设严重污染水体或者对水体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项目。已经建设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同级人民政府责令关闭或者限期搬迁。
本市水污染防治规划确定的重点控制区域，应当实施严于本市其他流域的环境准入标准，禁止建设排放剧毒物质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项目。
第三十一条 除在安全上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工业项目，应当进入工业园区，化工项目应当进入化工园区。禁止在化工园区外扩建化工项目。
鼓励现有工业项目迁入工业园区。
第三十二条 规划设立工业园区，应当同步规划并建设污染治理设施及污染物收集系统，确保满足园区污染防治的需要。
工业园区内的企业应当对其排放的污水进行预处理，达到规定标准后排入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系统。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应当将污水集中处理达到规定标准后排放。
未同步规划并建设污染治理设施及污染物收集系统的工业园区，不得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工业项目。
工业园区内的项目对水环境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建立车间、工厂和园区三级环境风险防范体系。
第三十三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并建设城乡生活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
新建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应当配套建设、完善排水管网；已经建成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应当限期配套建设与其设计处理能力相当的管网。
已建成城乡生活污水及垃圾集中处理设施的地区，应当将污水、垃圾进行集中处理。
第三十四条 排入城乡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污水，应当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标准。
第三十五条 城乡生活污水及垃圾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应当保持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符合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排放标准，防止造成二次污染。
第三十六条 禁止向水体或者在江河、湖泊、渠道、水库最高水位线以下以及经雨水冲刷可能进入水体的滩地和岸坡倾倒、堆放、存贮工业废物、城镇垃圾和其他固体废物。现有固体废物，由所在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组织清除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库区流域水体中的漂浮物，由所在地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组织打捞。
禁止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或者附有油类和有毒有害物质的车辆、容器及其他物品。
第三十七条 在库区流域航行、停泊、作业的船舶，其结构、设备、器材应当符合国家有关防治船舶污染内河环境的相关规定及技术规范的要求，取得并携带相应的防治船舶污染内河环境的证书与文书。
船舶进行涉及污染物排放的作业，应当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并在相应的记录簿上如实记载。
船舶配置的污染物处理、储存设备，确因损害无法使用的，应当立即向就近的海事部门报告，并限期修复或者重新安装投入使用，修复期内禁止向水体排放船舶污染物。
第三十八条 港口、码头、装卸站应当具备与其装卸货物和吞吐能力相适应的污染物接收或者处理能力。船舶修造（拆）厂、从事船舶污染物接收作业的单位，应当具备与其运营规模相适应的接收处理能力。
禁止船舶向水体排放废油、残油、垃圾和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水。排放含油废水和生活污水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排放标准。
船舶应当将不符合前款规定的排放要求的污染物排入港口接收设施或者由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接收。
第三十九条 船舶运载危险品或者污染危害性货物，应当制定相关防治船舶溢漏应急预案，采取防溢流、防渗漏、防坠落等措施。发生海损事故或者货物落水事故，船主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控制和消除污染，并就近向海事管理机构以及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报告。
第四十条 从事船舶清舱、洗舱、污染危害性货物过驳活动，进行船舶水上拆解、打捞或者其他水上、水下船舶施工作业的，应当依法报经海事管理机构批准，并采取有效的安全和防治污染措施。
第四十一条 农业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应当积极指导农业生产者科学、合理地施用化肥和农药，推广使用高效低毒的绿色生态农药和肥料，限制高残留农药的使用，防止农药、化肥及其包装物的污染。在毗邻江河、湖泊、水库的农田，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引导发展无公害农业，防止造成水污染或者其他生态破坏。
禁止在库区消落带从事畜禽养殖、餐饮等对水体有污染的生产经营活动。
禁止使用农药及其他有毒物毒杀、捕捞水生生物。
第四十二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畜牧业发展规划，合理布局畜禽养殖，划定畜禽禁养区、限养区并实施分类管理。
第四十三条 以下区域应当划定为畜禽禁养区：
（一）主城区各街道辖区和其他区县（自治县）的城市建成区以及绕城高速公路环线以内的其他区域；
（二）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
（三）执行Ⅰ类、Ⅱ类水质标准的水域及其200米内的陆域；
（四）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重要景点和核心景区；
（五）法律、法规规定需特殊保护的其他区域。
禁养区内禁止新建畜禽养殖场，已有畜禽养殖场应当关闭或者搬迁。
第四十四条 除畜禽禁养区外，以下区域应当划定为畜禽限养区：
（一）城市规划区及规划区以外的居民集中区、医疗区、文教科研区、工业区；
（二）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
（三）执行Ⅲ类水质标准的水域及其200米内的陆域；
（四）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风景名胜区外围保护地带、森林公园重要景点和核心景区以外的其他区域。
限养区实行畜禽养殖存栏总量控制。存栏总量由畜牧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等主管部门根据区域、流域的环境承载能力确定。
第四十五条 畜禽养殖场、屠宰场、养殖小区所产生的畜禽粪便和其他废弃物应当无害化利用。确需排放的，经处理后应当达到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排放标准。
第四十六条 禁止采用向库区流域水体投放化肥、粪便、动物尸体（肢体、内脏）、动物源性饲料等污染水体的方式从事水生养殖。
禁止在三峡水库175米淹没区内从事网箱养殖。
第四十七条 在本市销售及使用的洗涤制品，其总磷酸盐含量应当符合国家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放水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水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投入运行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运行，直至验收合格，并按以下规定处以罚款：
（一）对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处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对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项目，处十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对应当编制环境影响登记表的项目，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
前款行为未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还应当责令补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取得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批准书。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获得批准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第四十九条 排污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放的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本市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治理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治理任务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规定程序解除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责令关闭。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规定对水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申报或者变更申报的；
（二）未按要求管理排污口的；
（三）未如实记录水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维护和污染物排放等情况并备查的。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停运、拆除、闲置或者不正常使用水污染防治设施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没有排放水污染物的，处警告或者两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水污染物排放未超过规定标准的，处应缴纳排污费二倍且不低于三万元的罚款；
（三）水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标准的，处应缴纳排污费三倍且不低于五万元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地理界标或者警示标志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对个人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的；
（二）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的；
（三）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或者改建建设项目增加排污量的；
（四）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
违反前款第四项规定，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责令停产整顿。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内从事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活动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市、区县（自治县）有监督管理职能的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处以罚款：
（一）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或者附有油类和有毒有害物质的车辆、容器及其他物品的；
（二）向水体或者在江河、湖泊、渠道、水库最高水位线以下以及经雨水冲刷可能进入水体的滩地和岸坡倾倒、堆放、存贮工业废物、城镇垃圾和其他固体废物的。
有前款第一项行为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二项行为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海事管理机构、渔业主管部门等具有相关监督管理职能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处以罚款；造成水污染的，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情节严重的，吊销相关证书、证件：
（一）船舶向水体排放废油、残油、垃圾和含有有毒有害物质污水或者超过标准排放含油废水和生活污水的；
（二）不按规定配置船舶污染防治设备、器材或者擅自闲置、拆除船舶污染防治设备、器材的；
（三）船舶运载危险品或者污染危害性货物，未制定防溢漏应急预案的，或者未采取防溢流、防渗漏、防坠落等措施的；在发生海损事故或者货物落水事故未立即采取措施控制和消除污染以及迟报、谎报、漏报、瞒报的；
（四）未经批准从事船舶清舱、洗舱、污染危害性货物过驳，进行船舶水上拆解、打捞或者其他水上、水下船舶施工作业的。
有前款第一项行为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二项行为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四项行为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以下规定处罚：
（一）在库区消落带从事畜禽养殖、餐饮等对水体有污染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市、区县（自治县）有监督管理职能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使用农药及其他有毒物毒杀、捕捞水生物的，由农业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三）向库区流域水体以投放化肥、粪便、动物尸体（肢体、内脏）、动物源性饲料等污染水体的方式从事水生养殖或者在三峡水库175米淹没区内从事网箱养殖的，由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拆除网箱养殖设施；
（四）在本市销售或者使用总磷酸盐含量不符合国家环境标志产品要求的洗涤制品的，分别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逾期不履行有关主管部门行政处罚决定规定的整改义务的，可以由作出责令整改决定的主管部门指定有关单位代为治理。
所需费用由整改义务人在限期内支付。逾期不支付的，由作出代为治理决定的主管部门责令缴纳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八条 违法排污行为造成水环境污染或者危害后果的，在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以罚款时，可加收二倍以上五倍以下应缴纳排污费。
违法排污行为拒不改正的，可按法律、法规规定的罚款额度按日累加处罚。
有前两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对违法排污单位主要负责人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拒绝、阻扰、拖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的监督检查，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条 排污单位拒不履行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或者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作出的责令停产、停业、关闭或者停产整顿决定，继续违法生产的，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可以作出停止或者限制向违法排污单位供应生产所需水、电的决定。
第六十一条 因排放污染物给水环境造成危害的，污染者应当排除危害。
因污染水环境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予以赔偿，当事人可以申请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调解，也可以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因污染水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第六十二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中由国家机关任命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机关、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一）人民政府不履行领导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力，致使水环境质量下降和重大水污染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
（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监督管理部门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力，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
（三）环境监测、环境监察等机构对工作敷衍塞责、弄虚作假，致使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秩序混乱的，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
（四）国有企事业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受到责令停止生产、建设、吊销有关证照和较大数额罚款处罚的，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
（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其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六十四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有毒有害物质，是指列入《危险货物品名表》、《危险化学品名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和《剧毒化学品目录》的物质及其他强腐蚀性、强刺激性、放射性和剧毒、致癌、致畸的物质。
（二）污染危害性货物，是指直接或者间接进入水域，会产生损害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害渔业和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水体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的货物。
（三）动物源性饲料，是指以动物或者动物副产品为原料，经工业化加工、制作的单一饲料。
第六十五条 本市其他区域的水污染防治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2001年11月30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2005年5月27日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正的《重庆市长江三峡库区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