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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对广西省人民法院所编“人民司法参考资料”（第四辑）有关婚姻、通奸、强奸等问题提出意见的函
1951年9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

广西省人民法院：
接你院1951年5月份“人民司法参考资料（第四辑）”“关于婚姻、典债、量刑等问题材料汇编”一册，兹就该刊第五、“对有关婚姻、通奸、强奸等问题的解答”及第十三、“刑事案件一般量刑标准参考”两部份提出意见，希你院研究：
（一）关于通奸、强奸及其量刑问题：
1．通奸一般的须经由其配偶亲自告诉后，予以适当的惩罚。通奸者（男或女）之一方虽无配偶而经他方配偶告发，仍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轻重予以处理。原解答之“二”：“双方有配偶者处分稍重，一方有配偶者处分稍轻”都欠妥。
2．原解答之“二”对于通奸罪的量刑认为“可处6月以下监禁或劳役，或予以批评教育”的问题，我们认为在中央未颁布刑法以前不宜机械地规定为凡通奸罪都只处以6月以下的监禁或劳役，应从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及对社会的影响分别轻重予以应得的处分。
3．干部和群众通奸或干部与干部通奸，法院在处理上对其犯通奸罪与一般群众间之犯罪在量刑上不应加以硬性的区别，原解答之“三”（12页）概括的认为干部通奸“一般处以稍重的罪”是不恰当的。干部应否处以稍重的罪，应从其犯罪的具体情况分别处理，不应单纯的因其为干部身份即予以“稍重”的处罚。
4．原解答之“五”（13页）认为强奸者“如所犯情有可原，为群众谅解者”即可处以较轻之刑。我们认为既系强奸，即是认为情有可原或能得到群众谅解而予以减轻的理由，其处刑应根据其强暴手段、被奸者的年龄及因以发生之实际影响等具体情况妥为衡量。
5．“十三、刑事案件一般量刑标准参考”（66—70页）原文未注明是你院编写或从何处转载而来，我们认为里面有许多问题尚须多加研究，特别是原文第三段分别列举各院判决主文作为量刑标准的实例参考最不妥当，因为离开了各该案件的具体事实就无从由主文上判断其量刑的根据，如举例之（2）、（7）张阿根和马石氏的处刑，单从所引判决主文即不能了解其量刑是否有偏差情形，这样很容易使处理具体案件时发生错误。
（二）关于离婚问题：
1．原解答之“八”（14页）说“丈夫当土匪，其妻提出离婚是出于同情革命者，经区人民政府证明，原则上可以判离，在押匪犯，如经判决确定刑期三年以上，其妻请求离婚，亦可判离。”我们认为犯有汉奸罪以及反革命等罪的受刑人，或确证其尚在继续犯罪行为时，其配偶以之作为要求离婚的原因，应不问其提出离婚是否出于同情革命，原则上皆可判离。又对在押匪犯限定“经确定刑期三年以上，即可判离”，易使法院在办理该类案件上限于被动，一般的应就每一案件的犯罪性质、刑期长短等具体情况充分考虑后酌情处理。
2．原解答之“十三”（15页）关于一方离家后没有通讯关系之一般离婚问题，我们认为地富如在当时系由于参加反革命工作而离家者，其配偶提出离婚并提出证明经调查属实后，即可根据上述反革命之配偶请求离婚的办法处理；如非因反革命工作而系由于其他原因离家没有通讯关系者，仍应视同一般黎民离婚事件处理，在处理程序上应经公示送达，如逾期不到庭应诉，法院可酌为缺席判决。又同一解答中对贫雇农之离婚虽有“不通讯在两年以上才准其离婚”的限制，但仍容易使人误会为只要两年以上不通讯即可当然判离。我们认为“与家庭两年无通讯关系，其配偶要求离婚，得准予离婚”，是婚姻法专为革命军人而定的。对一般人民的离婚事件，不应比照适用。非革命军人之配偶如以对方离家已久，没有通讯关系，作为离婚原因时，应按双方具体情况分别论处，不宜专以不通讯的时期长短为判离或不判离的标准。


《保险法》与《继承法》的冲突分析
对《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质疑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保险法》已于2009年2月28日进行了修订，新修订的保险法在旧保险法的基础上删除、修改与增加了不少条文，其中在《保险法》第四十二条增加了一款与继承有关的内容，该款规定：“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然而，该规定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继承法》意见）第二条的规定不太一样，甚至在某种情形下会发生冲突。《继承法》意见第二条规定：“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人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份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份相同，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
二、冲突的存在
上述二法针对相互有继承关系的人同时死亡如何推定死亡先后顺序作出了不同的规定，直接导致在某些的情形适用不同的法律会导致不同的财产归属后果。以下仅举几例来说明适用《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与《继承法》意见第二条所导致的不同，所举的例子中均是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之间有继承关系，且仅考虑保险赔偿的继承而不考虑其它财产的继承。
（一）推定无其它继承人先死亡的情形
有甲、乙二人在同一事件中同时死亡，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已知甲为被保险人，乙为受益人，乙为甲之子，乙有妻丙，双方再无其它继承人。若按《继承法》的规定，则推定无其它继承人的甲先死亡，保险赔偿金先由乙继承，由于乙随即死亡，该保险赔偿金最终由丙继承。若按《保险法》的规定，推定受益人乙先死亡，则甲的保险金无人继承，按继承法的规定，无继承人的归国家。（但在实践中，因适格的权利人向保险公司主张权利，该笔保险金则实际上归保险公司所有。）
（二）推定长辈先死亡的情形
有甲、乙二人在同一事件中同时死亡，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已知甲为被保险人，乙为受益人，乙为甲之子，乙有妻丙，甲另有一女丁。双方再无其它继承人。若按《继承法》规定，则推定长辈先死亡，其保险金由乙、丁共同继承，由于乙随即死亡，乙所继承的保险金由丙继承，因此，此时甲之保险金最终由丙、丁共同继承。若按《保险法》之规定，则推定受益人乙先死亡，则甲的保险金全由甲的继承人丁继承。
三、法理分析
本文试从两个方面来对《保险法》与《继承法》意见中关于保险人与受益人在同一事件中同时死亡如何推定的不同规定作简要分析。
首先，从法的效力来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又由于《继承法》意见第二条是针对继承法所作的解释，因此，应该将其看成与《继承法》同行的效力。然而，根据我国《立法法》中关于法的冲突解决原则，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在本文所讨论的《保险法》与《继承法》均属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且均属于特别法，应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来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而《保险法》是最新修订的，显然依此规则应以《保险法》中的为准。
其次，从二者调整的范围来看。《继承法》主要是调整被继承人死亡后所引发的继承关系，《继承法》意见第二条是对有继承关系的多人同时死亡如何发生继承进行调整；《保险法》主要是对保险行业、保险公司及保险合同进行规范的一部门商事行业法，《保险法》第四十二箱第二款主要是对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同时死亡时保险金如何继承进行规定。二者的调整范围有一定区别，同时，《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又不能完全使用继承法意见第二条失效，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同时死亡又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对于保险金的继承依照保险法的规定来处理，对于其它财产的继承，依照继承法的规定来处理。
四、适用《保险法》中的推定的不当之处
从上述分析来看，看似《保险法》与《继承法》意见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但实际上，按照《保险法》的规定来解决却会造成分配的不公平与标准的不统一。
一方面，导致继承的不公平，容易引发家庭矛盾。在前述第一个例子中，如按《保险法》的规定，推定受益人先死亡，则甲之保险金因无继承人而导致其保险金要么归国家，要么归保险公司所有。而此时乙之继承人可能急需用钱却因为保险法的规定而得不到这笔钱，保险公司在此种情况下也完全可以因无合法权利人而拒绝给付保险金，即使乙之妻丙在事实上能得到保险公司给付的保险金，也是没有法律来支持的，导致法律与事实的错位。而在前述第二个例子中，如按《继承法》的规定，丙、丁二人皆有份，而按《保险法》的规定，仅丁一人能得到此保险金，这将导致先受益人的继承人无法得到保险金，而非受益人能顺利得到保险金，与被保险人投保时所设定受益人的初衷不符，并且产生一人获得全部保险金，一人却分文未得的不公平现象，也容易引发家庭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
另一方面，导致法院审理案件时适用两套标准。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同时死亡又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对于保险金的继承依照保险法的规定来处理，对于其它财产的继承，依照继承法的规定来处理。这意味着被保险人的遗产要分割成两部分来分别予以继承分配，同样是被继承人的遗产，却要按不同的规则来分配与继承。在此种情形下，更加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一方面我们推定甲先于乙死亡，另一方面我们又推定乙先于甲死亡，造成逻辑上的混乱。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理财意识进一步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们都热衷于购买长期寿险，一般也都在买保险时指定了受益人，而且所涉保险金额一般都比较大，每年的意外事故不在少数，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同时死亡的情形也并非没有，这样的案件将来不是少数。因此，有必要统一此类案件的审理标准，而不应在审理此类继承案件时适用两套推定方法。
笔者建议：首先，在此冲突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有必要由最高法院对此作出解释，统一此类案件的适用标准，避免法律的滞后性，也避免法院审理上的不统一性。其次，在适当的时候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对《保险法》作一小幅度的修改，将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删除，统一适用《继承法》意见第二条的规定。
〔作者简介：胡林，男，湖南省临澧县人民法院〕